从鼓楼东大街到东八里庄南里再到芍药居，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再到鲁迅文学院，虽然地点与名称在变，但它作为神圣的文学殿堂始终未变。这里一直都是广大作家与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地方，自创办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在这里学习、深造，一位又一位文学大家在这里倾心传授。《关系的魅力》《我们大家都是同学》这两本书收集了众多文学名家的授课讲义，中国作家网将它们分期推出，让我们共同感受文学的魅力。
蒋子龙
蒋子龙，1941年生，河北沧州人，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燕赵悲歌》《蛇神》《农民帝国》等。作品曾多次获得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西等十几种文字出版。2018年，作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文学的精变
“精变”这个词是从聊斋里套来的，可用这两个字形容当今社会，形容这个时代。现在占领社会话语权、引导社会潮流的是各式各样的精英：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商业精英、社会精英等等，精神上崇尚“精”，物质上也如此，香精、鸡精、味精、糖精、瘦肉精……有无穷无尽的这个精那个精。文学界也有一个口号，喊了许多年了，叫“出精品”。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给一部作品定名为“精品”，大多是优秀作品，而不标榜是精品。其实，文学上没有精品只有经典，比如《红楼梦》《水浒》《三国》等古典名著。精品是多一字不行，少一字不妥，就像俗语说的，多一分太白，少一分太黑。工艺品可以有精品，比如鞍山玉佛，一块六百多吨的巨石头，雕刻成精美绝伦的观音像，就再也不能动了，哪儿再下凿子整个佛像就被破坏了，那才叫精品。文学作品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人过于急功近利，渴望成功，早成功，成大功，简而言之就是想成精。所以“人精”多了，“傻子”少了。有人拿石头子儿砍火车，领导限令管辖那个路段的派出所三天破案，三天破不了案会影响铁路派出所的政绩，甚至会影响他们收入和其他奖励。幸好他们有一个贵人帮忙，这个贵人就是个傻子，到了最后期限还是破不了案，就把傻子找来问话：“火车是你打的吧？”“是我打的。”“为什么打？”“玩。”做好笔录，然后给傻子一百块钱，让他去买烧饼夹肉，傻子得到好处，派出所也可以向上边交账。由于痴呆人无法为自己行为负责，承认用石子砸火车也不受制裁，可谓两全其美。所长说我们特别保护这个傻子，难得有这个傻子，没有傻子所长说不定早撤职了。
现在人人渴望成精。过去我那个企业是在郊区，经常见到狐狸，现在狐狸都没有了，“狐狸精”倒是多了，马路上都有“狐狸精”，在讨论大学问题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曾有一个标题叫《大学应该培养一些傻子》。你们是高研班，应该是培养文坛精英的，也可以叫“人精班”，对不对？这足可以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培养人精，形成一种人精文化。面对文化的精变，如果没有成精或还不想成精的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个精变的文坛、精变的文学、精变的社会以及精变的文化？
尼采说写作分两种：世俗写字和灵魂写作。传统文学创作属于灵魂写作，其实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等等，如果写得好成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影视文学的经典，其核心的部分也是灵魂写作，都有灵魂存在。没有魂光靠放屁是撑不住的。尽管传统写作属于灵魂写作，可是我们生于世俗之中，世俗是灵魂的庙宇，没有庙宇神灵何以安放？神灵再好，如果没有庙，风吹雨打、雷劈电闪怎么办？俗世充斥着欲望，人生不就是一团一团的欲望，一个欲望接一个欲望吗？索尔·贝娄有个观点，人的一生就是由七八件巧事改变了人生。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痛苦也可以形成文学。有一些珍贵的好东西就是病痛，比如麝香、狗宝、牛黄等等，甚至包括珍珠。
即便是世俗的成功，也常常依靠经典因素，要下真功夫。
在精变的文坛、精变的文化包围中，还有一点很重要——人的定力，创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一种定力。定力就是能定得住自己魂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内心的强大，六神无主不行。韩国有一个围棋高手叫李昌镐，十七岁世界冠军，十几年来中国的围棋界怕这个人，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外号叫“石佛”，“石佛”安静而幽深，普通石头还会被人搬动，石头雕刻成佛就供于佛堂，一动不动了，那才是真正定得住。他说高手就是要看破妙招的诱惑后，落下平凡的一子。高手怎么下棋？看破妙招的诱惑，所有的妙招都是诱惑。看破诱惑之后，落下平常的一子，为什么他这样老赢呢？而许多棋手老幻想出妙招，被妙招诱惑就容易出昏招，一个昏招全盘皆输。高手对决，瞬间的失误，甚至一个错觉就输了。
人的定力从哪儿来？自信，自信就是心里有根，俗话说根深叶茂，根要扎得深，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深扎，根暴露在表面，扎不下去，树还稳定得住吗？舞蹈精灵杨丽萍，原是云南姑娘，跳舞跳得好，被挑到州文工团，然后是省歌舞团，最后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剧院，由草根进入庙堂，引起世界轰动，精美至极，惊为天人，给人一种空前绝后之感。而杨丽萍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舞蹈家，她只是说：“我是生命的舞者。”她是为舞而生的，生来是为舞的，舞蹈不过是她生命的一种态势。她是“舞蹈的精灵”，舞蹈是她的生命。几年之后，她毅然辞职，什么都不要了，毅然从北京回到了云南，从庙堂又重新回到了草根。一段时间之后，把房子什么的全部都抵押了，什么都不要了，拍了一出《云南映象》，重新进京。我是在保利剧院看的，一开场，让观众几乎坐不住，震惊人心，耳目一新，有极强大的冲击力。
要定住魂，如果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先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属于自己的生命，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舞蹈。逃离世俗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有人说我就在生活当中，无须寻找生活。其实，有些人活着不能叫“生活”，一个作家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我们文坛上也有这样的智者，比如韩少功，上个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中，韩少功下到湖南山区，许多年以后回城，然后写作，成名，南下大潮时到了海南，当了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功成名就。许多年之前，在杨丽萍之前，他毅然要辞职，海南要留他，他说：“不行。”他挂着文联主席的名，但是要挂名有条件，他每年只在海南待半年，半年后就回湖南农村，去他下乡待的地方。他在那买了块地，盖了房子，每年都要在乡下待大半年，春种秋收，过着农民的生活，过着远离城市隐居般的生活。然而他的作品却一部接一部，每一部都有特殊的味道，令人称奇。当今文坛流行一个词，“缺少后劲”，许多人让人一下子看出来他的创作缺少后劲，比江郎才尽好一点。这是为什么？根浮在表面了。而韩少功是被人看不透的，没有人能看出他下一部书会写什么，但一定会有大新意，让你想象不到的智慧！
还有迟子建，每一两年就有新的长篇问世，每部长篇都是沉甸甸的，令人感到她的从容和安静。她从文字中散发出一种静气，在这个喧嚣的商品世界显得格外独特。她的家乡在中国最北部的北极村，每年都回到老家跟老人住一段时间，春天的时候，她要从北极村离开，她家里人给她带了好多东西，野蘑菇之类的自然特产。她在一篇散文的开头就说：“你们给我带这些东西很好，但是谁能让我带走北极的星空？”城市里一到冬天多雾霾，天天就跟呼吸火药一样，而她的村庄，夜夜星光灿烂，星星就是像在窗户外边挂着。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体验，她是在营养灵魂，这就形成精神的定力和写作的动力。
空调机、空气清洁机等等需要经常清洗，现代养生的办法五花八门，其中也有以洗为主，洗肺、洗肠，常动脑子的人更要“洗心”。空气太脏，社会太脏，你“洗”不了空气，也洗不了社会，只有经常“洗”自己的心。你不“洗心”，怎么可能有清新的感觉，有好的感觉？有人抱怨，文学书刊的读者锐减，寻找原因不能忽略一些文学作品鸡零狗碎，不疼不痒，小情小趣，自以为有趣，文字再怎么变换花样，精神上却显得太过苍白了。回避或者没有能力驾驭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只能把无聊当有趣。今年，在第十届柏林双年展上，中国的艺术家徐坦一鸣惊人，令世界瞩目，他有一句话给我以触动：艺术家只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眼下会被视为白痴。如此说来当下文坛上的白痴还不少。在当今这样一个正处于精变，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的时代，“作家如何表达自我？”“如何表述自己的感觉？”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鲁院的郭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说当年你有一些小说，一些人物非常典型，大家都能记住，而现在怎么才能抓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典型？我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按照我的特点来写的，我说人家鸡零狗碎，鸡零狗碎者又说我的那些东西太硬太枯燥，也没什么意思，艺术就是鸡零狗碎，给人消遣，就是玩。这也是一种观点。当今社会充满了矛盾，到处都是问题，也充满痛苦和污染。那么当你表述自己的感觉时，表达自己时，你首先要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认识你自己，你那些鸡零狗碎是不是从长江里捞上来的“死猪肉”？就像上海人调侃自己：“一拧开水龙头，就流排骨汤啊！”所以能不能表达一种有意义的自我，或者是有点人类的意识，是有点生活意识的自我。
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吴念真，我以前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也没有太大的印象，许多年不见他的文字，最近突然读了他一本书《台湾念真情》。他突然放弃了写作，下去寻找自己的故事，寻找真情，寻找自己的文学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世界，你要看你能不能搭建起来？你的作品能不能构造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学王国？他下去干什么？台湾有一个荣民医院，旁边是一片坟地，埋着一些老兵和大陆去的单身汉，有三千座孤坟。荣民医院要搬家了，那些孤坟是要平掉的，因为没有人管理了嘛。这时有一个老人廖黄柱（音），接受了一笔捐款，负责将这三千多座孤坟移走。要把一副副尸骨捡起来，烧香、烧纸、念祭文，然后再把他们装到金斗瓮——就是台湾的骨灰罐里面，移到别处去重新下葬。这个过程很复杂，所以老廖小心地扒开坟墓后，如果是女尸一定要先拉右手，如果是男尸一定先拉左手，这是礼节。然后要念念有词，擦干净骨灰罐的时候一定要跪着，要非常细致。这个事情非常感人，我在这里就简单地叙述一下，老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这些细节，如果不是跟他一同感受、一起整理，是写不出来的。吴念真就是跟老廖一同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书也非常感人。
最近我还读到葛水平的一篇作品，她写山区老农民，一个老绝户，当他孤独的时候，就看耗子，一窝的耗子，从房梁上下来的大耗子、小耗子，在他的院子里、屋子里大闹。他死了几天后，因为他是绝户嘛，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邻居有一天推门进去，看到他在床上躺着，摸摸鼻子，已经没气了。然后看到他的肚子鼓起一个包，邻居用手一按，那个包居然是活的，一个耗子从肚子里出来了。原来他死了几天没有人知道，耗子就在他的肚子里掏了一个洞。第二个细节，他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冬天过年了，他就只有这一身棉衣服，无法脱下来洗一洗。便到河滩上挖了一盆沙子，把沙子放到锅里炒热，炒得滚烫，然后把棉衣服脱下来，把沙子灌进棉袄里，系上袖口和扣子，把棉袄再放到大锅里，盖上锅盖，就听到锅里噼里啪啦地乱响，响过了，等衣服冷下来之后，把衣服里的沙子都抖掉，再穿上，虱子就全都死了。治完了棉袄里的虱子再折腾棉裤，经这么一通折腾，棉衣里面的油和脏污也全都被沙子带走了，衣服就像刚洗过一样，很干爽。这样的细节，我管它叫“金点子”，或者叫“金细节”。我们都是写小说的，一个短篇至少要有一个这样的细节才能撑得住。一个中篇至少要有三个这样的细节，前边一个，中间一个，后边一个，这部小说才饱满有致。否则你没有这样的细节，鸡零狗碎，胡编滥造，都是一些小感觉，这篇小说怎么会有人读啊？当然这样的细节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非得是动心血去感受，去寻找的。
日本有一大批作家，叫行走作家，有的作家一年要到中国来好几趟的。有个陈舜臣最多的一次一年来中国二十次，我到他家里去，他那年六十四岁，他的著作码到了房顶，然后又码起来半截，那真是“著作等身”。来中国一趟，写一本书。包括井上靖，都是大作家，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讲他见过周总理，他写过《敦煌》，经常到中国行走。行走不只是寻找，行走还是一种擦，擦什么？擦眼睛，擦尘垢，擦你的心灵。如果你感觉迟钝了，你一行走，就会变得灵敏，变得干净，变得朴实。
那么什么叫“眼富”呢？大家现在都提“财富”，“眼富”是收藏界的一个词，有钱才叫“富”，实际上眼光富有对一个作家来讲，才是富有，就是见多识广，眼光独到。许多年前，我参加笔会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自由活动时间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卖一对铜狮子，感觉铜狮子的四个眼睛很好，很像祖母绿，就跟老太太讨价还价，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四个眼睛买下来了。回到宾馆擦亮了，让同行的懂行的人一看，果然是祖母绿。旁边有一个人问他是在哪买的，然后就跑过去，又花很便宜的价钱把那一对铜狮子买下来了。大家都问他：“你买铜狮子干吗？”这个人就说：“你们想想，谁会拿祖母绿这样的珍宝装在铜狮子上啊？这肯定是金的！”把表面擦完以后，果然是一对金狮子。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叫“眼富”。别人看到了看不到，稀松平常，大家都觉得不就是一对铜狮子嘛，一对绿眼睛，像玻璃球。眼富的人一下子就看到了，这是宝贝。
怎么样才能“眼富”呢？所以我就用到了刚才说到的“洗心”。经常擦擦眼睛，不行的话，就配一副眼镜，因为这个社会污染很重嘛。作家的污染是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网络、影视、消息，长此以往，你的感觉从哪里来？关键是这些负面效应千篇一律，它并不能够引导你构成一个形象、一个感人的故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我们有几亿条狗，狗爹、狗娘、狗儿、狗女、狗伴侣，为什么写不出来好的狗故事呢？为什么选不出一条好狗来呢？心态不对，心灵不对，感觉不对。
作家的心灵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经常洗啊。怎样洗？被自己感动的故事洗，被自己感动的人物洗，洗涤自己的灵魂，有时候让自己的心像婴儿一样，纯净、娇嫩、敏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抱没抱过婴儿，几个月的婴儿，一岁多的或者两三岁的婴儿。我那个外孙子刚会笑，还不到一岁呢，大家都在吃饭，嘻嘻哈哈的，他在旁边的小床上，他就会跟着大家一起笑。我就突然感觉到很惊讶，他根本就听不懂大人的话，为什么他非常及时地咧嘴笑了？那种感觉的敏锐，那种纯净，作家的灵魂、作家的心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所以罗丹在创作进入状态的时候，他感到“空气的光华没有一丝皱纹”。所以心静了才能专注，专注了才能有所发现，有发现才能写出好东西。
最后一点，反序。养生学上有一种叫做反序运动，比如说倒立，人正序应该是走路，但却偏偏要倒着走，对抗地心引力，减缓衰老。在人人都会幻想曾经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是守住自己，干自己想干的，发挥自己的特点，说不定会有一番不同一般的景象。因为“感觉新颖、感觉奇特、感觉深刻”是一个作家的才华，作家的才华体现在这种感觉上，你没有感觉了，就不好办了。可是你的感觉跟着惊变走，今天他放屁用十几个字写，明天放屁发展到二十个字，后天用了七十八个字。你总是在跟却总是跟不上，而且被它搅得眼花缭乱，不如守住自己，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故事中，看看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够写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比如说北京大学的高才生陆步轩。北京大学中文系出了两个卖猪肉的，都卖出了名堂，一个陆步轩，先卖猪肉，然后写了一部《卖肉生涯》，第一版四万字。前年又出了一个陈生，当年的销售额有两亿。这都是反序，都是定得住自己的优势。
《大学》里有一段话，当今这个惊变时期，即使不是处于惊变，尘世总是浮躁的。世俗嘛，总是名、利、吃、喝、快乐、痛苦等等。面对这个攘攘尘世，要“知止而后能定”，要懂得在哪儿停住，“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什么叫“得”？“得”就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写非常想写、不写不行的东西，这不就是作家吗？别把其他的东西想得太多，按照那个写反而成不了名，要根据你自己的想法。
刚才郭老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所有那些形象，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是什么其他的，我都不是应和当时的社会写的，都是我非写不可的，都是当时在生活当中把我折腾得非常难受的，都是我有的。我不值得社会给什么，我只有这个，你要是要，我就给你这个。所以刚才郭老师出的那个题，我基本是这样说的。
我说一个题外的话，你别老被他们弄得眼花缭乱，定不住自己的魂，这个社会是被你引导的。
现在文坛，因为我们经历了“大家都爱听坏消息”，经历了“反英雄”，现在中国最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已经不是那种痞子式的英雄，不是亮剑式的英雄，也不是激情燃烧式的英雄。我只是从哲学上意识到，中国的文学需要有一种大气，能够拯救灵魂，能够在当今这个困惑的、这个民族精神无法依托的时候有一个人物，他有一种精神力量，让中国的民族精神魂魄有所依托，有所希望。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文学。
我说的文学作品是从灵魂上、从骨子里触动中国的精神，让他们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依附。所以我说，把你有的东西扩大，你没有的东西就出去寻找，然后你洗心、眼富、积累，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到用的时候你自然就用得着了。最后给大家讲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就是许多年前，《中国体育报》用了两大版介绍“纽约马拉松老年冠军”，是贵州的一个老农民。贵阳一个中学的老师下乡扶贫，发现一个老头跑得很快，正好那年老年马拉松在纽约举行，他就替老头报名了。给学校请了假、拉了点赞助两个人买了飞机票去了。在飞机上老头不适应，开始拉肚子，因为他从山里赶到贵阳，又从贵阳上了飞机去纽约。
到了纽约已经拉得直不起腰来了。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钱很少，下了飞机住下来，跟着就要去参加比赛，所以教员看着老头拉得太惨了，他就说：“你无论如何要去跑两步，比划比划，我拍几张照片，否则回去没有办法交代。要不然我的老师当不成了会被开除。”这个老头说：“没关系，还不能跑么？吃苦吃惯了。”
老年马拉松很好看的，很多人旁边看。美国的老年马拉松，他们是当成一个娱乐节目看的，就和玫瑰车游行一样。周围很多围观的人都看。这老头在最后跑，跑来跑去身子就热了，然后老师就给他照相，身子一热，腰就直起来了，跑得会轻松一点。越跑越快，跑来跑去他就跑到前面去了。
那里的服务很好的，有汽车、有救护，有人就会问：“这是哪的？这个老头穿着贵州农民的服装，光着脚，完全像外星人，这哪来的？”
然后教员就上了车跟着老头跑，一直跑到最前面，然后跑回体育场，整个体育场都轰动了，觉得今天的马拉松是一个外星人夺冠了。然后跑到终点，大家起哄，灯光闪烁，老头又接着跑了，那个教员说：“别跑了，你已经是第一了。”然后这个老头说：“我现在肚子不疼了，他们这里愿意看跑步，我就再跑一圈。”又在体育场绕了一圈，最后给拦住了。好多人问他们：“你是哪儿的？有没有地球籍，如果是火星下来的就不算数了。”老头不敢说。教员就说：“没关系，你们乡长没在这儿，我回去也不会汇报，你随便说。”
因为有很多懂中文的，台湾的就翻译：中国贵州来的。有人问：“你怎么不穿鞋？”他说：“张老师给我买鞋了，鞋子太好了，舍不得穿，留着给孩子上学穿。你们这的马路比我们家的炕还软和，所以用不着穿鞋。”有人又问：“你怎么跑得这么快？”他说：“跑得不快，因为拉肚子，肚子里没东西，如果有我们贵州的酸菜鱼，跑得就更快了。”问：“你平时怎么练的？平时不练不可能跑这么快。”他说：“不练，真的是不练，我真的是没练。”最后教员启发他，就说：“你平常跑步么？”他说：“跑，因为我很穷，所以在山上打猎，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兔子，为了节省子弹，就舍不得把它打死，就开始追，一直把兔子追死。”
这就是这个老头的优势，贫穷是最好的教练，还用教练么？还有别的么？所以在山上、石头上追兔子，把它追死。所以我特别希望高研班的同道们，找到自己的兔子，然后也把它追死，文坛就是你的
（编辑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