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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太白
那年我高考失利，父亲安慰我“今年考不取，攒足劲明年上本科”，并致信县中陆校长请求帮忙，那边回信说“名额再紧，也不能不帮老同学……”，在信末交待父亲捎些土特产给学校钱主任——“他是文补班的班主任”。父亲非常高兴，赶紧张罗。
父亲把弄来的花生米红薯干打成包裹，瞅瞅掂掂，总觉得不够分量，怕拿不出手，眼光便往正在院子里散步的太白身上瞄，吓得小妹脸色煞白。太白是我家大白鹅的名字。春上家里逮了6只雏鹅，瘟掉两只，猫咬死两只，被小侄子玩死一只，惟有这只雌鹅排除凶险坚定地活了下来，它高大肥硕，趾高气扬，领导着村里的鹅族，陆上水里惟它“鹅头”是瞻，极是豪迈。猫狗遇见它也避让三分，黄鼠狼更不敢觊觎我家鸡窝。小妹天天打青草喂它，视为至爱宠物。父亲耐心细致地给小妹讲哥哥复读的重要性和送鹅的必要性，直到她破涕为笑。
太白生平第一次坐船，随我们走了80里水路。来到县中时，我惊喜地发现主任家里居然养了一群鹅，有七八只之多。我想我家太白不至于被宰吃了，它会和我一样在新的环境里开始新的生活。
学校里的鹅见多识广，即便在热闹沸天的操场，它们照样闲庭信步，操场的一隅就是它们休息的领地。因此我可以天天看到我家太白；只是它并不合群，在一旁独自卧着，却高高昂着头颅。我知道，一向骄矜的太白不屑与这些低它一头的同类为伍，身陷异域，却不失一颗骄傲之心。
不知什么时候太白意外发现了我原来是和它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的，这使它十分亢奋，每次我去食堂打饭经过鹅族的栖地，太白都会亲热地跟上来，亦步亦趋走进饭厅，直到服务员把它轰出去。这让我很尴尬，同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终于有一天，上历史课时，有一只大鹅在教室的走廊上来回逡巡，不时把长长的脖颈伸向窗户，甚至伸入教室门内，做跃跃欲“进”状，惹得全班轰堂大笑。历史老师异常恼怒，出门用脚踢它，还动用了黑板擦，才把太白“请”走，但师生均心气浮躁，无法收敛情绪，弄得台上语无伦次台下不知所云了。
这件事断送了太白的性命。事情传到钱主任耳中，他请食堂师傅把太白提了去，放血拔毛，做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鹅肉。多年以来我再不吃鹅，即便到了盐水鹅最为著名的扬州。我怕想起我家太白，是我造成了它的早死，我对它永存愧疚。
 阿黄
一九四0年，十八岁的我奶奶嫁到爷爷的村庄时，陪嫁中有一件活物，便是那只叫做阿黄的两岁半公狗。
这以前，阿黄是在渔船上度过了整个漂泊的童年，而现在它可以由着性子在田野里奔跑，在芦丛和蒿草间追逐猎物，在阳光下的晒草上与母狗们打情骂俏。它幸福无比，它找到了天堂。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那年冬天，尖利的枪声划破了乡野的宁静。南边来了鬼子兵，在运河圩堤上筑起了高高的炮楼。村子里断了笑声，狗们也噤若寒蝉——这些东洋来的强盗个个都是饕餮之徒，酷爱吃鸡，更爱吃狗。 阿黄在这时便显得不同凡响。它一如往常地在河野田畴之间将自己张扬成一面猎猎的黄旗，一支御风疾行的箭矢。它为全村的人和狗们把风放哨，啸声激越，来去如电，如同一位艺高胆大的侠士。
于是日本人对阿黄恨之入骨，发誓夺其命，食其肉，寝其皮。他们与一只狗较上了劲儿。阿黄终于腚上中了枪弹。鬼子把它吊在苦楝树的枝丫上，用雪亮的匕首哗哗剥了皮。
剥了皮的阿黄吊在树上一动不动，鲜血渗透了它脚下的土地。鬼子松开绳索，把阿黄掼到地上准备开膛。民间有谚，“狗生土命，触地而活”，说的是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在鬼子动刀的那一刹那，阿黄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血淋淋的肉身窜过敌人的裤裆，如一团暗红色的火，奋力往北面家中奔去。
其时奶奶正在灶间烧火，突然看见一个血糊糊的东西“咚”地撞进门来，跌在灶房的柴薪上。奶奶花容失色，泪飞如雨。阿黄喉咙呜咽，似在诉说，像在告别，眼里噙满了泪水。
鬼子循着血迹寻来了。屋场上站满了乡亲，无言，可眼里藏着刀，蓄着火。那个汉奸翻译对大家说：快交狗吧，不然太君生气了烧你们的房子。身怀六甲的奶奶心如刀割，几欲跌倒。 这时，阿黄颤巍巍地出现在门口。它努力支撑着血淋淋的身体，对着青天喑哑地吼了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人心颤栗，天日无光！然后它突然腾奔而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进了屋边的芦荡，挣扎着奋力向芦丛深处游去。 鬼子无望地朝湖里放了几枪。这些两条腿的畜生终究没有弄得过一条狗，垂头丧气，悻悻而去。
深夜，爷爷划着小船把阿黄捞了上来：四肢蹬直，眼还睁着。爷爷把它埋在村后一个叫做“踏倭湾”的垛田上。小小的墓，不高，可看上去怎么也像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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