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霍华民 于 2018-1-6 19:53 编辑
酸甜苦辣咸都是营养
――知青的故事之二十八
■霍华民
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是我工作的起点，亦是我认知社会的肇始。那些日子的酸、甜、苦、辣、咸，对我来说都是营养。它像一段咀嚼不完的大套餐，不仅可以终生品尝，也可以终生享用。在这里写出来，但愿它不仅仅提供给朋友们一些笑料或佐料。时过境迁了，我不迁怒任何人，也不抱怨任何事。只是放在心里，缅想一下，品味一下。
酸
实际生活中，谁都吃醋，自然也都知道醋的酸味。但是，要真正品尝到人生中的酸意，还需要亲身体味。
上山下乡的第二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心灵不知道设防的年龄，也是一个不知道“酸”滋味的年龄。生活中，往往就是对新事物的第一印象记得特深刻。那是我刚当上文书的头一周，连长要我写全连的工作总结。不了解情况，实在写不好。我说，能不能让老文书写？连长说行。当晚，老文书和几位领导级的同志聚在连部的外屋（名义是写总结）打扑克。第二天，连长交给我一个写有半页稿子，一百来字的总结的开头。他口里啧啧称道：这个开头写得好，写得好！我想笑，但没笑。显然，人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这事，都能理解。于是，我下狠心自己下去摸情况，自己的梦自己圆。始料不及，正在我准备下去了解情况的这天早上，指导员来向我要一个中央文件。我打开办公桌抽屉，，猛古丁怔住了：原来放在最上面的红头文件怎么没了呢？！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大啦，大得快要爆炸了。那年头，到处升信号弹，到处都喊着要抓苏联特务。这要是丢了中共中央文件，可不得了。结果，不论我怎么找都没找着。指导员火了，刚上任就没丢中央红头文件，你还想不想干啦？！无奈，我只好挺着挨训。没经过这样的大事，我真有点懵。待我心情稍平静后，总觉得这事蹊跷。不到19岁的年龄，我也没有喝酒（当年没有人喝酒，也没有酒），我想自己头脑不会这样健忘啊？！
于是，我拉下抽屉又翻起来。这回看明白了，原来我新接手的这个办公桌，根本锁不住抽屉。前面一把锁头只锁住了三角铁（挡住两个抽屉不拉到前面来），但是，可以从后面整个抽屉都能端出去。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当即找到指导员说明了情况，他的气势不再那么凶了。因为他知道，昨天晚上谁在那玩了半宿。后来文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没有再找我。自然，我也再没有了打成我反革命的担忧了。
但是，事后这件事带给了我许多惶惑和惆怅。也许有意，也许无竟，我能猜出是谁干的卑鄙勾当，可我猜不出，为啥要用这么毒的手段来害我还是为了什么？文书这个位置，不是我抢谁的，我和谁也没有刻骨仇恨。那时候，我还不懂得社会的复杂性。如果，当时真背上“泄密”的黑锅，我可就被“醋家”酸惨了！这事儿，让我长了见识，也生出感慨：嫉妒、拆台、使绊……都是来自对酸的偏爱和执著。人活着，想不吃醋，要避开酸，怕是不行的。社会上，真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和不想的问题，一切的存在都是社会中的自然现象。
感谢了，上山下乡的生活，让我初知了酸的内涵和外延。
甜
我这里要说的甜，不是平日吃的糖和蜜的那种让人享受片刻的甘甜。这儿，是想说一个不论什么时候咀嚼都有甜味的那种。
说起来，那年头儿，会议特别多，几乎天天开会。排在第一位是学毛著与学哲学讲用会，其次是各种大小批判会，再后来是学小靳庄赛诗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定时的例会。如班务会，总结会等等。对于这些会议，谁想不参加不行，谁想不发言也不行。那时候，有一句话叫讲好讲坏是态度问题，该讲不讲是立场问题。于是，生存和发展都逼着你练说话。
可以说，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作过大大小小的口头和书面发言，我都淡忘了。惟有一次讲话，使我终生铭记。那是第一次在全连队人面前，在没有稿子的一次讲话。当时，具体讲的什么，现在已经全忘记了，只是记得是代替连里的某头头做个当月的总结。
在集合队伍之前，我才接到指令。于是，赶紧打腹稿，计划讲三部分（另外还讲四五件事）。匆匆准备，匆匆上台“演出”。当我破天荒第一次往二百多人的队伍面前一站，心里慌极了，也乱极了。20岁的年龄，是个随大帮的年龄，真不是出风头的时候。特别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讲话太不习惯、太不自然！二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都行注目礼，像强光、像麦芒。我强装镇定，先学军人一样敬了个礼，然后开始讲。由于我的怯场和慌恐，头两部分还算讲得可以，第三部分忘了，只得草草打住。最糟糕的是，原想在总结之后要说的四五件事，说啥也想不全了。无奈，只得匆匆收场。当从全连人面前走下来时，我心里好空、好恨自己。
事后，我问好友，是不是讲砸了？他们说讲得蛮不错。口气里俨然把这事儿看得很淡。一下子，我解除了尴尬。第一次体悟出，怯懦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现在想起来，那次历史性的突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甜蜜回忆。
苦
如果没有苦，也就说不清什么是甜；没有甜，自然也无法比较出什么是苦。这也许就是相对论。其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相反相成。
要说苦，上山下乡哪段时间或那个事最苦？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一切都时过境迁了。抑或是第一年修铁路（一夏天穿破了三双胶鞋）累得苦？还是没有菜吃（喝了一冬天海带黄豆汤）苦？再有一年至少搬一次家（打前站设营）算苦？
唉，还是把甜和苦比较着说吧。
那是一个回家的感觉。不知西伯利亚寒流怎么搞得，出毛病了，那年冬天贼冷贼冷。我们这拨人已经两个春节没回家了，今年终于可以享受十二天的探亲假了。为这，连里特派了一台解放车，送我们一帮人。为了赶半夜的火车，汽车从连队傍晚启程，往68公里以外的樟岭车站进发。坐在大卡上，我们都是全副武装：大头鞋，皮大衣，狗皮帽子，皮手套，刚开始觉得还行，在车上还有说有笑。可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大家都冻蔫了。坐在敞车上不行了，大家伙都站起来一边相互拥挤着，一边不停地跺脚。就这样，硬挺了一会也不行了。脚冻麻木了，手也不好使了，浑身好像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真真正正体验到冻僵的滋味。但是，我们都想坚持，因为这是要回家看妈妈。我们心里热。在我们都没动静的时候，车停下来了。细心的部队司机劝我们下车跑跑。他用车灯往前方照着路，空气都白色的，我们在前面像木偶似的走步。司机慢慢地开车。这样走了会儿，为了不误火车。我们又上车。然后再下车，跑一段。后来，我们得知，那天零下40多度，据说塔河坐敞车还冻死了两个人呢。
一百多里的路程，我们好像走了一个世纪，也好像死过了一把。
待我们熬到樟岭车站时，大家伙冻得都快不会说话了。过去听人说，冻死的人都是笑的。这回，我明白了一点：挨冻的人都呲牙咧嘴。上火车我们发现，每个人大都有冻伤的记录。有脚趾头冻的，有鼻子冻的，有耳朵冻的，还有脸冻的。回家无惧，一切冷酷都能忍受。人啊，只要心里热就不会轻意被冻死。这是真理！
辣
那时候我们和铁道兵在一起，连队里的排长、连长、指导员都是“真八路”，是从部队派来的现役军人。于是，我们称自己为“土八路”。但是，土人路也和真土八路一样，从内务整理到班务会都照搬部队的一切做法。
每周一次的班务会又到了。在这几天前，我就一直憋着大气。原因是有一位大城市来的知青不大听招呼，值日不认真、干活不积极，好像谁也管不了他似的。那次，我是在上山下乡一年多的时间里头一回发火。要说，到边疆三个月后我当上的班长，历经了一年多的磨难。可那次像火山一样在我心里爆发了。我想，宁可这个小班长不当了，也不能让别人给熊住！
当晚吃罢饭，我就召开了班务会。中心就一个，整治组织纪律；目标也一个，就是不听话的那个家伙。那天，不知从哪来的忒多的话，说起来没完没了。我说完后，让全班人表态。当大伙都说差不多的时候，我让那小子做检讨。开始，他很横；根本没有认错的意思。于是，按计划开始“帮助”他。这是在会前计划好了的。一个人拉灭了电灯，大家蜂拥而上，把他好一顿胖揍。他开始还喊：班长打人。一会儿工夫，求饶了。东一拳西一脚，他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打他，这也许就是众怒吧。重新打开灯，班务会又接着开，让他做自我批评，而后再表决心，今后怎么干？小小的班务会，破天荒开过了就寝时间。我知道，和我顶头睡小铺的排长（单宝库）有意没回来，连长、指导员查铺也没上我们班来（事后才知道，他们都在外面听会呢）。熄灯号响了，电也走了，我们点上蜡烛接着开会。就这样一直开到半夜12点。第二天，不少人都大惊小怪地询问我们6班出啥事了。
这事儿，说起来是个笑话，也真够荒唐的。可那时，真不知道讲究方法，不懂别的。不会干，就瞎干！好在，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原谅。
咸
每每看到大道上的纸钱，或参加什么人的葬礼，我心里总有一股咸咸的泪水涌进心头。于是，默默地难过一会儿。我替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人儿失去亲人而难受，但更深层的难过，则是深深地怀想我的母亲……
依稀如一夜之间，上山下乡的洪流无情地卷走了她的三个孩子，她实在受不了。就连夜里睡觉，她也要亮着灯。要不然，她都无法入眠。我想，母亲的心里多么需要亮啊。这是一种思念的煎熬，一种心灵的呑噬，一种精神的折磨……她的身体越来越羸弱了。那一年，她还不到50岁。妈妈的形象，在我心里铭记着如一樽塑像：她坐炕上，晃动着身子，眼睛总是望着窗外（真是望眼欲穿呀。也许，她时时盼着出现一个惊喜：哪个孩子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总是把笑眯眯挂在脸上。把空寂深藏在心底，把安然、慈祥赠给别人。她饱受的痛苦和惊吓实在太多了，脸上刻满了岁月。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妻子，一帮待业青年的母亲，愁吃愁喝又愁穿……
当我接到父亲拍来的“母病危”的电报时，我的心一下子缩成一个团儿。两天的路程，我流着泪往家赶。在医院里，这是她老人家近四五年来见到自己孩子最全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妈妈得了肺癌（时隔很久，我从哈市乘飞机到郑州时，在厦门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读到一本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人要活得自然、长寿，关键要控制住气。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胃，悲伤肺，恐和惊伤肾。如果这个道理确切，显然，母亲是过度悲伤，导致肺病），一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当我们都能挣钱的时候，注定往后的日子会更好的时候，母亲竟过早地离我们走了。我知道，她走的不情愿。但是，她走的还是很平静。
从那时起，我开始品尝了没妈的孩子的滋味。我倒没觉得自己是棵草，我认为自己已经是棵小树了。后来，不断地从那苦涩的咸味里，滋生出了没有依靠，要自强、要自立的意识。于是，我选择了不断振作也选择了不断奋斗，因为这里母亲所希望的。她经常说：自己是土命人，心实。受母亲的影响，我注定要做点实事，做点好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脚踏实地。
（注：这篇稿子曾在媒体上发表过，这里做了一点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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