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侯

三十年后，北京三拐里胡同。
阳光投下的罅隙中散发出阵阵清亮的孩童嬉戏声。一位老者正躺在摇椅里，收音机里前些年风靡的《我的中国心》，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
这是改革风浪席卷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风雨如晦社会迭变的关口。对于这些变化，老人有些不知所措，自十多年前儿子去了南方后，他就一直独自生活。想来已经是耄耋之年，却孤苦无依，胡同里的老王头和丁阿姨常常提起他，也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意味。原来，这老者先前家境殷实，年轻时曾在济南军区入过伍，大比武时还得了第一名，军装肩头多了好几条杠。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北京城，偏又摊上文革的尾巴，眨眼间就被革了职。从这以后，老侯就一直和儿子留居在北京的三拐里胡同，靠着多年前拉二胡的手艺在京城混了下去。后来儿子一岁岁长大，他也拦不住，就放了他南下。谁知，这一去如今，半点儿消息都没有。

老人原本姓郑，喉咙不好，说话也不利索，后来大家都称他老侯。每天早晨，当阳光和国旗相映照时，老侯就已经到北海公园去了。那里都是老人，大家也聊得开心，但通常是在“賺份子”之后。这些钱，也够他吃用的。儿子在时尚可，现在更不遑多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放学后的孩子都在他门前的大榆树下拾掇“饺子”，只有老侯坐在摇椅里，向着胡同拐角处，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老侯，吃饭了啥?”一口京腔儿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只饶得人发笑。老侯并不应声，只是嗯嗯啊啊地，像是敷衍，又好像听不见似的。其实邻居们都看得出来，这丁阿姨早就对老侯有某种意思了，只是邻里之间，大家都不想捅破窗户纸，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老侯呢，自从妻子走后，也再没有了续弦之意。
去过北海公园的人都知道，老侯自己编了一首二胡曲子。每天隔着体检日去拉琴的时候，人们总会听到一首低沉伤感的曲子，这个低矮瘦弱的老头的就是老侯。一周时间，除了周三去体检，周日打扫，其他时间都会去拉琴。
这天也是很寻常的一个四月的日子，天暖气清，很适合去拉琴，却偏值周三。上次从医院回来后，医生就嘱咐要多走多动，少坐少枯想，否则极有可能患上老年痴呆。这次去医院，老侯也没有作太大的改观。
拿着体检的资料袋，老侯显得苍白而弱小，但却精神矍铄。走出医院东门，一辆汽车停在马路旁的斑马线上，他就着斑马线准备穿过时，却听到了歇斯底里的爆骂声，“死老头，孙子，还不快滚！”他只是自顾自地往回走，没有理那个黄毛。
接着，车里一位老太太被西装革履的壮年男人扶着走出，嘴里不停吐着字，却一句都听不清。看着好像在责怪那个年龄像她孙子的黄毛。
“啪嗒！”这一清脆的落地声让老侯眼里充满着泪水。这个老太太他怎么会不记得？当年青春靓丽的舞蹈家因为文革“批斗黑五类”屈尊嫁给这个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男人，过了五年没有爱情的婚姻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那正是1968年的深冬，整个北京城的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下得肆无忌惮。如今再次相逢，竟是这种境况。
“子美，你还记得我吗？”老侯挤出这句话，泪流满面。
“这些年，你，你过得好吗？”凌子美也是热泪纷纷，手不住颤抖。
“好，好。”
“我对不起你，儿子也对不起你。”老太太目光投向左手边的壮年男人。
壮年男人再也忍不住自己感情，一时泪如雨落。
“爸，我不该留下您一个人，更不该把联系方式删掉。我一直以为您对妈不好妈才会走，是我错怪您了！”男人渐渐站起，掸了掸膝头的灰，用手帕擦干眼睑的泪水。
黄毛有些慌了神，刚才的风光不再，只有一张西红柿的脸在渗着汗，恨不得挖条地缝钻进去。他谎称自己有事儿，向壮年男人打了声招呼，便消失在医院路西的尽头。
山河冷落，故人重逢，都是难以把握的事情。但山有山路，水有水程。一旦生活的风波将心底的波澜平息，便有再坚韧的回头都无法回到彼时彼刻那个人身边。老侯不知道这些年凌子美的生活怎样，只是从儿子口中得知她走了以后嫁给了一位长相英豪的富商，现在富商已经去世，她被安置在富商在香港的另一处别墅，这次来北京只是料理富商的后事。
得知这些事，老侯也安心了，儿子也在香港有了住处，而且孙子已经长大。想想自己，病体难挪，对北京也产生了感情，还是就地扎根的好。
日子一下子静了下来，北海公园依旧是琴声缥缈。时而低沉哀婉时而激奋高昂的二胡，饱含深情，用江南的情怀谱了一曲塞北的狂歌。
三年后，新闻报道，一位年轻的女孩被贩毒团伙拐卖，在三拐里胡同被一位瘦小的老人救出。
又三年，一位鬓发斑驳的壮年男人来到三拐里胡同，在一棵榆树后的中堂貼上一个奠字，两个小时后，缓缓走向北海公墓。
2004年清明，壮年男人和黄毛三叩头后，发现了一沓匿名信。每个信封的背面，都字迹娟秀地写着这么一句话“如果有来生，我愿作你的儿子”。

写的很细腻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