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忠：我读莫言 | 作家写作家   

郭文忠：我读莫言 | 作家写作家










郭文忠，高密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三届毕业，发表中篇小说《红色秋季》等多部，短篇小说有《马牙湾之潮》《母亲出海》等多篇，现居京城。


编者注：这是作者于1993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文章。原文标题是《外国人眼里的莫言》，发表在《山东青年》杂志1994年第1期上。文章是作者通过与莫言面对面交流，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对于了解二十年前莫言的文学创作状态和现实生活，对于研究莫言创作历程和一路走来直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文章从来都是仁者见仁的事情，各有所获便好。

1、莫言，一个故乡惦念的远行人
许久没见到莫言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莫言的报道少了些，尤其是有关文学创作的内容不多，更多的是莫言参加了某些艺术活动之类的信息。

莫言在干什么呢？

中秋节的前一天下午，我意外地遇到了莫言。是在北京去高密的火车上的卧铺车厢里，那天他去打开水，我也去打开水，于是就遇到了一起。

“大哥你在这儿呀，我找了你半年！”我吃惊地问道。

莫言倒是没有吃惊，说：“是吗？”

我们坐了下来。他说近来多在外地跑，这不，刚从成都回来，就又着急回高密过中秋节。于是，在火车上我们约好，过了节回北京再聚。因为，山东的父老乡亲们惦念着他，想知道他的行踪。

节后的一天晚上，天正下着秋雨，小雨把京城淋得醉意朦胧。我去了莫言的居室。那天晚上，他正在家修水管，看样子修的不理想，一脸的无奈。

2、莫言，一个世界级作家
要谈莫言的行踪，大概的情况是：躲起来写作，去南京西安等地参加书展和签名，回家乡高密小住等等，如此而已。

他说：我只是一个赶路的人，大概踪迹相同心情各异罢了，没什么可追的。

于是，就谈起了他的作品在国外。我浏览了一下他的书柜，难见有他的个人著作摆在上面。我问原由，他说书柜里的书都是我想要读的书，自己的不放在上面。我请他把外译本拿出来看看。于是，他搬来一个橙子，爬到高高的书柜上面，很费劲地搬出一大摞。

就这些了？我问。

还有一些吧！他平静地说。

我说别搬了，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想很多人也看不懂。因为译本太多，多个语种，谁会精通那么多外语呢。我问他有多少译本，他说谁知道呢，可能有六十多本吧。

那么，莫言的作品在国外是个什么情形呢？

之一：凶残的典雅。美国著名中国文学教授葛浩文（英文名Howard Goldblate）作为莫言成名作《红高粱》的译者，当他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着实十分为难。他出道二十年，译的多为小说，不可为经验不丰富。但是，当他面对这部小说时，他仍被小说的“想象之奇特、风格之诡异、文字之澎湃”所震惊。尽管他与莫言素不相识，也许只知道莫言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军官，但他对于作品，却不得不交口称赞：莫言作品中的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构架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美国人终会感激这位葛先生的，没有他，美国人不会在第一时间读到莫言如此神奇作品的，也不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英文精品形式流行于美国大众之中。美国人从此认识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并且会以他们善于一惊一乍的方式纷纷扬扬著文推荐和品味。

----M·Thomasinge教授用的标题是：史诗般的小说，一流的中国作家。他还写到：“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老舍、鲁迅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二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

美国人许习惯于狂热，但是，美国式狂热总该有其自己的道理吧。

之二：鲜花或毒草，纯是人的主观作为。小说《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轰动于同年。小说把莫言瞬间推上了文坛顶峰。这一点，莫言似乎并未觉得惊讶。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他已有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民间音乐》置于文坛且让同行们注目。再之，当时莫言已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近两年了，毕业在即，就心里承受能力而言，已不再是初入文坛那般脆弱。他已有了新的冲锋的设想，当他向大家献出这部作品时，已显得得心应手，而非盲目，这是涉足文坛的人所缺少的和罕见的。

当小说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大奖时，他也同作品一起进入热闹与喧哗的名利场。于是，对于莫言及他的作品的评论犹如雪花般铺天盖地而来。毁誉参半，是《红高粱》与生俱来的特征。鲜花与毒草，一时没有了界限。如果按照西方人近年来的看法，小说《红高粱》的出现，严重地破坏了或是打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恪守的固有模式----笔墨之中鲜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痕迹。这，已足够离经判道的了。如果中国读者为此排斥莫言小说的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鲜花与毒草的区别，本是相当主观的事，不应该再弄出个价值来作法官。因为，有的时候，毒草也会成为灵药，也有起死回生之功。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而是美国教授威斯康辛的说法。

3、莫言，一个走向世界文坛的智者。
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是在国门洞开之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努力寻觅神秘东方乐土之时。因为有很多年了，中国没有再来一个马克·波罗，他们几乎要忘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当莫言的《红高粱》以世界认同的手笔，经葛浩文先生译出后，已经有些淡忘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开始在小说里寻找着东方的故事。至少，他们从小说中隐约品味出一位年纪不大的中国作家，或，一位东方充满着幽默的智者。

我问过莫言，由于是军人身份的缘故，他去过的国家并不多，但还是出去过，如马克思的故乡，还有东亚和东南亚等等，多是以作家代表团的名义。据说，国外一些知名学府也想让他们的弟子一睹这位中国文坛智者的风采，仅在1993年就收到了六个邀请，但，他的足迹还是在中国。莫言说，作品已经在人家手里了，人不去又有何妨呢！

作为莫言的同乡和军艺文学系的师兄，作为受山东乡亲们嘱托的我，有心要再介绍几句莫言最近的情况：1993年他出了两部书，分别是《怀抱鲜花的女人》和《白棉花》。他目前是国家一级创作员，副师级待遇。

                           本文原刊《山东青年》杂志                                                     1994年第1期

支持莫言，希望有更多的佳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