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行？
我曾经在《新京报》写过一篇文章，说“70后”一出生就衰老了，遭到许多人的反驳，他们纷纷表明自己尚未衰老，而是步履矫健地走在创作的中途。也有人认为，评价文学不要用“代际”概念，不要“70后”、“80后”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们的反驳尽管不无道理，但“代际”概念总是难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他们的共性。大众媒体向公众发言，不可能将一代作家一个个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所以我要再一次使用这个代际概念。
我曾经强调“70后”作家创作中有“精神衰老”的迹象，而忽略了他们精神世界中“精神抖擞”的一面，其实是想给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写作群体一个提醒。因为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无疑要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力。所以，我至今认为这一提醒是善意的必要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压力。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的遭遇最惨，压力最大。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不想去趟商业写作那趟浑水。他们在书籍文化而非图像文化中长大，身上天然地继承了文学的基因，却是文学体制的局外人。他们熟知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媒介，却只能目睹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80后），既不能全力介入，也无法抽身而去。他们成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局外人。在“60后”作家面前，他们尚未长大；在“80后”作家面前，他们快要成为老头子了。这就是他们写作的基本处境。
面对这一处境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撤退一是前行。撤退者，就是装老头子，微言大义，什么都看透了似的。在语言上，放弃20世纪初和80年代的文学成果，模仿古典白话文学的语言。比如，经常采用“无主句”，省却主语（言行发出者），也就是将一个人的言行变成所有人的言行，于是就成了真理。这不成了“道德经”的语言吗？这是文学创作的死胡同。
其实，更多的“70后”作家选择了“前行”而非“撤退”。在继承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他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他们在浓厚的商业文化背景之下，艰难地守护文学自身的逻辑；在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中，寻找和发明新的语汇；在静止（定居）向骚动（迁徙）的转变中，寻找意义的确定性；在审美的死胡同里，寻找新的美学碎片。当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都躲在书斋里憋足劲儿试图炮制“红楼梦”的时候；当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躲在现代文学工厂里“指纹打卡”的时候，我要说，70后这一代作家任重道远。他们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2012年3月3日《新京报》）
原名张宁。江西都昌人。199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历任广东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教授。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专著和评论集《叙事的智慧》、《诗比历史更永久》、《飞翔的蝙蝠》、《时尚鬣犬》、《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土地的黄昏》、《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想象的衰变》等。曾获广东省第十一届新人新作奖，广东省第六届鲁迅文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届学术成果奖，《作家》杂志1998－1999年度诗论奖，《南方文坛》2003年度论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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