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漫记（三）

    三

那个阴森森的院子给我很不舒服的感觉，晚上跟四花子说起来，没想到引来一个更不舒服的故事。她说那个大院早先是庙，里面住着老人家（估计所说的老人家就是山神之类的泥胎塑像），后来毛主席不让住了，都给打烂了，庙也扒了（是说文革期间破四旧吧？），后来在这个地方盖房子成了公社，再后来又成了乡政府。

她话头一转，突然就转到她死去的男人身上，说为了给男人治病住过两家大医院，花光了八万多块钱，到底也没治好，最后男人瘦得皮包着骨头，浑身青黄，瘦死了。人死后她才想明白，男人是被鬼魂缠上了，缠死的。缠死她男人的，是村里一个喝酒喝死的人，那是个赖皮，可赖啦，这人坏，什么坏事也能干出来，还爱吹牛说瞎话，活着的时候常跟他男人蹭袋烟蹭点饭，然后说上一阵话，云山雾罩的，胡吹一通。他一个穷透了的人，越穷，越得说瞎话安慰自己，就这样胡吹了几年，有一回人家给老人做生日，他就跑去喝便宜酒，把自个儿喝死了。

四花子说她男人病得要死的时候常说胡话，说起过那个赖皮找他要困难补助款，还有一回男人掀过她袄底襟，用瘦得鸡爪一样的手指揪她奶头，这让她十分的不明白。事后想起来，男人是被赖皮的鬼魂贴上身子了，她恨死了赖皮，恨得连赖皮的家人都不搭理了。

后来我见到过那个泼皮无赖家的寡妇，看见那个女人是在一间废弃中学的宿舍里，赖皮死后，她跟给学校看院子的老汉生活在一起，那老汉腿脚不利索。见到她时，她坐在房前的矮凳上晒日阳，两只骨节粗大的手交叠着放在腿上，安静的陪伴着一大院子的寂静。见我进来，她说：噢，进屋呀。她掀起花布门帘让客，用手拂拂坐垫上不存在的尘土，然后就呐呐的，只会憨厚的笑了，手脚局促的无处可放。屋里烧着蜂窝煤炉子，很暖和，桌上床上没有一星尘土，很少的几个锅盆擦得起了亮光，四个白瓷碗扣在一块白布上。屋子里有一股有女人照料的气息。

晚上我跟四花子说起她来，四花子说她跟那个老汉“圪居”，吐出这个词的时候，她瘪了下嘴，挑起眼皮斜了眼睛，鄙视的意味很明显。

稍后的日子里我了解到这个“圪居”的女人很有故事，容后再叙。

常跟四花子来往的，是两个没老伴的独居老婆子，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四岁，两人都住在下面的沟里，她们几个人经常搭伙干活，每天都是相互招呼着下地去。+

六十四岁那个个子矮小，挺直的腰板看着很硬朗，她有一百多棵苹果树，还种着点地，去年苹果和玉米加起来卖了一万多块钱。有一儿两女，儿子在县城有个修车补带的摊子，日子并不富裕，两个女儿早早就出家了，都是出了大山嫁给平原上的富裕户，小女儿家是养牛的专业户，日子殷实，大女儿家是做买卖的，女婿早几年找了个小的，闹离婚，大女儿不同意没离成。据四花子估摸，老婆子的大女儿也找了一个，因为每次送她回来看老娘的都是同一个男人，两人举动之间就像夫妻一样。

七十岁的那个老婆子有两儿一女，十年前女儿四十岁的时候得病死了，那一年她老汉也死了，老汉生前是供销系统的职工，死后让大儿子接了班，她也有每月一百多块钱的遗属补助，这一百多块钱，就是老婆子全部的生活来源了，只买米吃饭还能勉强维持，再有别的花销就不行了。年后她病了一场，没去医院，只让附近个体行医的给输了四天液，买了些药吃，估计没花多少钱，大儿子就全给掏了，没说什么，也没找老二分摊。大儿媳可是有些话说，说这次就这样了，下次可不行，老娘养下的是两个儿嘛。老婆子的二儿子两口自打让老大接班就不跟他娘说话了，老娘病了也没过来看看，二儿媳的嘴巴厉害，常常要指件事情骂上一场糊涂街。

说起这些，老婆子并不悲观，她说：有命就活，没命就死，管球的，没人抬埋就搁屋里臭上！

两个老婆子都是心态很好的人，不消沉，不抱怨，这样我有些不理解，支撑着她们精神世界的，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去过她们的家，才知道俩老婆子都是教徒，信奉基督，在她们家老房子的门框上，过年时贴的是一样的对联，上下联都被风刮雨浇变得残缺不全，但是门楣上的横联还是完整的，写的是：以马内利。我问老婆子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俩人都说不识字，不认识。我再问贴上这个，总该大致知道是什么意思吧？七十岁的老婆子说：写的就是主嘛，她还试着给我讲了几句，说主不让起歪心，不让说歹话，这样才能死后上天堂，不下地狱。

基督教的教义，肯定比她们理解的要深奥的多，全面的多，老婆子直接把它理解成上天堂和下地狱，这不就是它要劝人向善的本意吗？基督度众生出苦海的智慧，在两个老婆子这儿变得更加直接，更加清晰。这可真是佛法无边，万法相通啊！

我并不认为这是愚昧。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婆子，她们不识字，也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一生都在物质缺乏中过来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她们辛苦劳作的收获要靠老天的恩赐，靠天吃饭。大山里漫长的岁月形成的生活规律和人伦道德能够维持下来，还是需要有一种让人尊崇和引人向上的信仰的，这个信仰，以前可以是各路诸神，现在又加入了西方宗教的因素。我问了问，村里十九个人当中有四个跟她们一起在教，每个礼拜一，四个人就在七十岁老婆子家里聚会，由识字的养蜂老汉念念圣经，也会有上一级的教友不定期的来，跟她们交流。

            

  四

小村的历史颇具传奇性。不知是那一年，一个下着春雨的日子，有出门熬活的父子俩人路过这里，在一处土崖下躲避春雨。他们往北看，是绵延不绝的山，西面远处是山，近处是梁，南面多是高高低低的大小山峁，站脚的土崖下面是一面缓坡，坡底下是一条南北通向的迂回曲折的山沟，沟底那条河刚刚开化，春水夹带着冰块叮咚响着往南流去。缓坡上的黄土层并不十分瘠薄，是可以生长万物的土地。父子俩当即决定不走了，留在这里种一季庄稼试试。  
他们在避雨的那面土崖旁掏挖窑洞，在山坡上开垦荒地，种下谷子、高粱、玉米。老天没有漠视父子俩洒下的辛勤汗水，这一年风调雨顺，到了秋天，父子俩有了一个不错的收成。
第二年秋后，从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抬来一顶花轿，老汉的儿子娶亲了。再一年，窑洞的土炕上响起了新生儿响亮的啼哭。再以后，长满经年荒草的山梁上不断有人经过，他们看到这里的炊烟，有些人留下来了，在这里开荒种地，山沟里渐渐的多了人声鸡啼犬吠，俨然是一个村庄的摸样了。到一九四七年解放时，这里的人口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八十四人，被正式登记在册，成为一个自然村。
一百年的时光过去了，村址在缓慢的延伸着，扩张着，战火和硝烟并没有惊扰过它，但是小村的人口总数并没有增加，就是在建国初期国家鼓励生育的年月里，村里人也没有把人口数量推上去。村里有个八十三岁的老婆子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还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她婆婆讲给她的。
四十年代初，村里有一户人家已经接连生了三个女孩了，媳妇第四次怀上的时候，这家的汉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跟他说话：你到山上找一根灵芝，再拿一根蜡烛到牛棚去，把蜡烛搁在牛槽里点燃，然后就静等着牛拉粪，把灵芝和燃剩下的蜡烛埋进新鲜牛粪里就行了。不这样做，就会多生女女少生男。
那汉子醒来清晰地记得梦境，但他并没有把它当成神谕，以为就是个瞎瞎梦呗，再说灵芝这宗东西都说是老山深处才有，他还没看见过，十冬腊月，到没有人迹的深山里去找灵芝可不是玩的，再说家家只有油灯，没有蜡烛，要买也得走老长的路，出了山才行。
他没有按照老婆婆的吩咐去做，从此以后灾难来了，他家大生小产总共有十三个女孩，直到媳妇腰干，也没带换样的。不只是他家，村里家家都是多生女女少生男，就拿四花子家来说，她娘家是姐妹八个，没有兄和弟，婆家辈辈单传，辈辈男人早逝。她男人在六个月大时公公就死了，婆婆带着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度日，每到寒冬，都得带上年幼的儿女，到外村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家过冬，跟大女儿一家挤在一个窑洞里。后来婆婆死了，四个姐姐把弟弟拉扯到十七岁，她男人就回到村里在老窑洞一个人生活，直到她嫁过去。现年五十七岁的四花子也丧偶十年了。
四花子的大姑姐家是七个女两个儿，二姑姐家是两个女一个儿，三姑姐早逝，小姑姐家三个女一个儿，四花子自己是三个女一个儿，她儿媳家是五个女没有儿。掰着指头算算，村里这几年出生的、五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七个女，三个儿。
其实村里人一直没有少生孩子，只是女女们长大了留不住，都外嫁了把户口迁出去，而为数不多的“儿”们，也不一定都能娶到媳妇生下孩子，打光棍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所说的是头茬光棍，还不包括丧、离以后再打光棍的。山里也搞计划生育，虽然没像莫言写的那么恐怖，但罚款是必须要交的，没有减免缓，从最初的超生一胎罚款三千块钱到现在的三万元，村里每户人家都给计生部门交过钱，他们省吃俭用辛苦劳作，似乎就是为了交罚款生孩子，可是“儿”们总是迟迟疑疑的不肯来投胎。
生了儿子的人家也有苦恼，这些年，山里定媳妇的彩礼钱也是一涨再涨，现在已经到了八万至十万块钱，这需要两代人共同努力拼命挣钱，出门打工，出卖自家地里出产的水果玉米小米大枣，一点一点的凑那笔数额巨大的钱。没有彩礼钱，这家的儿子就得是头茬光棍。
人们都愿意把女儿嫁到山外去，能嫁给山外的人家，多是不提彩礼的，男方给多少算多少，没人争黑争白。

   五

四花子家安静的小院里很少有人来，平日来光顾的都是鸟，有一只像野鸡一样大的鸟，银灰色，墨绿的头，红喙，拖着像野鸡一样的长尾巴，它每天都来两次，吃狗食盆里的食，狗也不咬它，但今天看家狗汪汪汪叫上了，有个家住太原的老人病重了，他家人孝心一动，不愿意让老人死后还要遭受焚尸之苦，因为这里还实行土葬，就带一个略通风水的朋友到这一片山里踏查，他们相中了对面那个山坡上四花子的一块地，觉得在那里给老人扎下坟，能够荫庇子孙。那块地只有半亩，看着就在对面，但是两山之间的沟深，陡，险，无路可走，只能从北边转个大弯绕道过去，这需要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收种极不方便，四花子早几年就把它撂荒了。来人要求占用一分地，开价八千块钱，乐得四花子像捡了狗头金一样。
出门，往沟下边的人家去，“之”字形的毛毛小道左一拐，右一拐，每次都让我颜面尽失，小道太难走了，一脚宽的小径，陡直，光溜溜的没有能站住脚的窝，下坡我像企鹅一样缩着脖子，手臂往后扎开，小心翼翼的一寸一寸地挪，上坡就更丢人了，气喘吁吁不说，紧要之处都是手脚并用着往上爬，绝不敢低头看的，看了腿一软，准得摔个鼻青脸肿。
我用我的考古方法考察过沟底下一处院子，认定这是个勤勉的庄稼人住过的宅院。朝南的三孔窑洞用凿出整边角的石头砌了前脸，窑门上边还发的楦，做工精细，石头几乎是一般大，对缝整齐。窑门是两扇对开的木门，尽管上面的油漆都剥脱了，但是上半部细密规整的小方格子还是看着很古朴。从格子缝隙看进去，第一间窑洞里面有炕，炕跟前有灶，像铜锈一样的青苔已经爬上了灶台和炕沿。第二间里顺墙摆着六口特大号的缸，猜想是盛放谷子和玉米用的吧，它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显示着曾经的自足与安谧。最后一间窑里是空的。每一间窑门前都有石头垒的台阶通到院里，院子不算大，西面的土崖下边有棵老榆树，一只黑乌鸦不声不响地站在树枝上，就像绿叶间的一块黑斑。靠近大门的地方是一间牲口棚，棚顶已经塌下来了，石头凿的料槽孤零零的袒露在阳光下，上边的横杆上还耷拉着一截绳头。大门周围青蒿茅草长得有二尺多高，门外墙根下躺放着的那根木头已经朽烂了，门两旁有垒起的两块石墩。
我在这里看到中国乡村某一时期的特征：改革开放的初期，生产队解散了，土地重回到农们的手中，长期吃不饱饭的人们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突然变得衣食无忧了，这很神奇。那时的农民都在一个起点上，暴发户还没有产生，贫困户还没来得及返贫，山村里祥和，温馨，充满着勃勃生气，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
每到傍晚，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很想聚在一起谈谈说说，他们端着一老碗剔尖或是煮疙瘩，肩上搭着毛巾手指夹着盐碟，汉子们纷纷出了家门，有人在这个门口的石墩上坐下来了，陆陆续续就有一小群人坐了下来。吃着饭，慢慢聊，都是没有多大见识的人，聊不出上得了台面的道理，同一个话题，今天聊过了明天再聊，他们不嫌絮烦，聊的是那份亲热和欢喜。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沉默了一阵子的基层政权又发出了声音，数不清的指导指教和动议接踵而来：让种这个不让种那个，种上了，因为找不到市场和不懂管理技术再毁掉重新种玉米；为再穷不能穷教育集资；为要想富先修路集资；为村村通广播集资；为三提五统以及之外的各种摊派集资……农户不堪其苦。
最初，是交不起罚款的超生游击队们离家打游击去了，接着有计算出种地不赚钱反倒赔钱的精明人将土地撂荒，出门讨生活去了，他们洗脚上田出了山的新奇生活和经济收益，让村里人艳羡，更多的人相继悄悄离开了。再以后，因为孩子长大了无处去上学，因为家乡土地的情怀留不住年青一代的梦想，年轻人都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山村失去了全部的精华，变得荒凉，衰老，只剩下二十来个老汉老婆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茅屋土墙之内。
从沟里往上绕上山梁的那条像绳子一样的曲曲弯弯的小道，就是当年人们离开时的必经之路。人们走出去的时候，是恋恋不舍还是欢欣喜悦？是急切的还是无可奈何？他们的脚步沉重吗？亦或是轻盈？我无从得知，只是知道，村庄走到今天这一步，哪里还能找到悠闲的述说？
这个荒芜的院子不会有厚重的历史，但是却给我历史般的沉重和压抑，在榆树叶的光影错落之间，我似乎捡拾到一些主人遗落的东西，一阵风吹过去，老榆树沙沙地摇了摇，又似乎被摇走了，我什么也没有捡拾到。

六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村里的人们陆续出去打工了，他们出山以后大多是往北走，主要集中在太谷到太原一带，做建筑工地的小工，打井队工人，玛钢厂工人，也有在城市做保安和清洁工的，只有一户人家自己起炉灶，在城乡结合部开了间卖水果的铺子，后来这家的老二去投奔哥哥，在哥哥的资助下开起了出租车。开始出村去的全是汉子，后来年青闺女们也坐不住了，她们看到，到城里打工去的人们打开了一条挣钱的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儿，都能挣些钱拿回家来，她们跟上亲友也出去了，在做服装，做手工艺品，做太谷饼的小作坊里，在超市以及大大小小的饭店后厨，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村里人外出打工都是以家族亲属和邻里为媒介，相互传带。
挨个数数现在留在村里的十一户人家，他家的女儿、儿媳、孙女、外孙女、甚至侄女、外甥女们，在外边都是规矩的，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菲薄的报酬，没有一个人从事可疑的行业，或者挣得不干不净的钱回来。由这儿联想到，我曾经几次小心地窥探过这里的风俗或风气，同别处一样，有人群的地方就少不了相好或情人现象，比如村里有个八十岁的老婆子，安徽籍，九岁时跟娘逃荒要饭流落到这里的小童养媳，她年轻时候为爱抗争的故事真是震撼人心，私奔过，被男人打残过，闹得风风雨雨，但是这里没有过“开暗门”“卖炕的”等一手钱一手货的地方，这个问题我向四花子试探过几次，无论怎样提示，怎么变换谈话方式，她都是张着嘴瞪着眼不明白。她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种赚钱的行业。
也许是山里的婆娘们不够开化，也许小村太小了，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我还是觉得，这里的民风淳厚，人们世代认同并维护的道德观念刚健而正直。
有个德国学者用他的《第三只眼》说：“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禁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这位老德子没有说对，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小村出去的打工者没有一个有过收审、拘留、或其他触犯刑律的记录。

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是六十岁左右的年纪，有两个人回来了，成为村子留守的一员，跟老伴一起种种地，管管果树，看样子是要终老山里，不打算再出去了。多数与他们同龄的人没见回来，他们不想回来，但是在外面继续打工，已经找不到愿意用他们的地方，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使不出多少力气了，在外边只是耗着，他们跟儿女——第二代的打工者——住在一起，打些短工。
村里见不到新房子，年龄最小的房子，也是二十多年以前盖的。这里盖房费用很低，村里有共有山林，每一户都可以分到一次盖三间房所需的木料和门窗口料，如果要盖五间，就再交上两间的钱，价格比市场上要便易的多。房子在这里不值钱，闲置的房子有些上了锁，有些就干脆敞着，只有一户离开的人家想到把房子卖出去，一溜五间正房的大院子，要价才一万元，但根本无人问津。
村里的老房子是一个样式，房顶有椽有檩，顶上以前是覆盖半尺多厚的三合土，后来改为白灰水拌炉灰渣的燋子顶，房子的四角和朝南的一面门窗之间砌砖，其他地方都是土坯垒的，下暴雨时，会有黄泥水顺着墙面流下来。因为冬季寒冷，北面和侧面都没有窗户。现在留守的老人都是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没人再住窑洞了。这些房子普遍漏雨，土坯墙会呈现十五度到四十五度不等的倾斜，需要时常像缝补衣服一样的修修补补，人们就是这样缝缀着，凑合着，但没有人愿意盖新房子。
这种情况跟别处农村大不相同，在别处，大多数打工的人挣下钱来，先要在家乡建一处新房子，因为那里是他的根之所在，是他要守候的家园，盖一处像样的房子，能显示出他的自我价值，显示他的日子过得富足，有些人出门打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挣下盖一院好房子的钱，才抛家舍业出去的。而这里大山里的打工者却不一样，似乎在他决定出去的那一刻，就不打算再回来，他们要永远离开大山，找一处能容身的地方，重新扎下跟来。下这样决心的原因似乎并不是贫穷，在这里，土地收入并不低，好像还比河北的一般农村略高些，实在是生活太不方便了，人迹稀少，没有文化娱乐，甚至你有钱都没地方花去，买油盐酱醋都的走十几里山道才能买到。
老一代的打工者尚且如此，新一代的青年人对家乡的感觉更加淡薄，他们也许没在家乡生活过、或是没生活过几年，也许从小就跟着父母离开了这里，山外的世界使他们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比父辈更加开放和渴盼，所以这代人的命运也更让人担忧，他们的根到底在哪里呢？在城市里打工，那只是个讨生活的地方，似乎不能指望城市会完全接纳你，给你真正的生存空间，而大山深处的老家，在他们心里又是相当遥远，没有多少连带，他们一年都难得回来一回半回，回来了，也像是客人一样不属于这里。

   七

傍晚阴云密布，半夜一点以后下起雨来了，雨点敲打着屋顶的“嗵嗵”声一直没停，雨不慌不忙的下着，细细密密的雨丝点点入地，一直到中午前后才渐渐的停了，天还是阴着，没有风，院子里到处都是雨水汇成的水洼。
出门信步往北走，这里的土很怪，看着湿湿的但是不沾脚，山道上积不住水，没有泥泞的脚窝，很好走。沟里的水喧嚷着往河的方向流，响声很大，清脆悦耳，离着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震动着安静的山野，雨水把四周的山洗得更生动了。
道旁有两间孤零零的房子，红砖墙水泥顶，门上挂着个蓝布门帘，没有招牌，我以为是个理发馆或者小卖部，掀帘子进去才知道是猜错了，这是个个体小药店。主人是个瘦瘦的老婆子，矮矮的，三角眼眼皮往下耷拉着，脸上有好几块老斑。店里有一节二尺多长的柜子，分上下两层，药品种类很少，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老汉进来买药，一袋伤湿止痛膏，一块五毛钱，她比规定的药价多卖了两角钱。老婆子没穿白大褂，人很健谈，她说原先是培训过的接生员，80年代参加过计划生育小分队，跟着跑东跑西的干了好多年，但是没能转为卫生系统的正式职工，后来也是闲着没事干，就在这里开了个小药店方便群众。
里屋木板搭起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正在输液，她说这老汉的老寒腿犯了，输两回液就会好了，我问：输什么药呢？她说输的是强的松，好药，“输了保证能好，好好哩。”这样胡乱用激素让我震惊，但是在这个医药匾乏的山村里像是没人管她，大概她一直是这样干的。

四花子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忆深刻，她至今还懊悔没能去大寨参观学习，当时生产队的社员都被安排着轮流去，她年岁小，被排在最后，等轮到她了，大寨已经不时兴了，没去成。毛主席在她心里占有绝对的地位，至今说起话来，也总说毛主席让干什么什么，不让干什么。有一回我俩站院子里往对面的山上看，她告诉我那个山峁底下有一段涵洞，是他们当年挖的，夏天山洪下来时从涵洞流走，冲不到沟底下的地。她说：“毛主席让多挖洞多打粮食嘛，我们那时候都是黑夜里点着油灯去挖。”
我不记得毛主席发出过这样的最高指示，大概是“深挖洞广积粮”被她理解错了。
屋里正面墙上端端正正贴着一张毛主席像，旁边还贴着一条半尺长的红纸条，上面是“身体健康”四个字。我问她：新买的毛主席像吧？她马上正色的纠正我：不是买的，是请的。我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区别。问她红纸条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毛主席保佑人的红贴贴嘛。


今天天刚亮就起来了，准备到四十里外的地方去赶会。
这地方没有集市，每年只有几次庙会，人们都是在这几个日子里聚在一起，买些生活用品。早几天就想，既是庙会，该有个宗教的、民俗的仪式吧，结果兴冲冲地去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子事。
我们走到原来乡政府的门前，等来了拉着人赶会去的三马车，在山路上“突突突”地走了好久，九点钟左右出了山口。远处又是连成片的平原土地，整齐的地垄都已经播种过了，葱绿的小麦正在拔节。天是灰蒙蒙的，没有风，树叶子板着脸一动不动，这情景让人有另一样的想头，抬眼看看呆立的树，静默的草叶和麦苗，都像是在忧郁着，伤感着。
赶会的村子很大，四花子告诉过我它的名字，我没听懂，就忘记了。村里的房舍横成排，竖成行，其中不乏高房大院，有一家的宅院真是金碧辉煌，红砖垒的院墙上边镶一圈朱红的琉璃瓦，大门修得气派，贴着大红的贴面砖，门楣上是一块黄琉璃，上面有“清雅贤房”四个魏体字。门洞宽阔，迎门的整整一面墙镶着一个大大的“福”，红底黑字，庄严肃穆得像是庙堂。街两旁墙上也有小告示：东狗脱玉米62xxxxx；铺补修漏房xxxxxxx; 六和脱玉米xxxxxx……
所谓的赶会，其实就是个寻常集市，街道两侧是摊位，中间窄窄的一条过道走的是顾客，摊位上摆着衣服鞋袜、农具水果、五花八门，买东西的人似乎还没有卖东西的多。我问了猪肉、鸡蛋的价钱，比河北要便宜一到两块钱。
集市走到头是些卖粮食的，小麦，玉米，黄豆都有，有几个竖着的口袋里是不同颜色的面粉，问了，说这个是红面，那个是苦焦面，我的外地口音让主人来了兴致，一个干瘦的女人吐沫星子四溅地给我介绍苦焦面的神奇，她声调奇高，嗓门很亮，尾音拐着几道弯告诉我：吃了…不～老！吃了…年～青！说着话就拎起脚下的秤杆，招呼她在一旁傻看的男人：荷起！动手要称一大袋子苦焦面的分量，我赶紧说：不买不买！那女人生气了，翻着眼皮说一句听不懂的鬼话，我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再不敢东问西问了。

  八

土崖上边有三马车突突地响，沟里边两三个老婆子闻声出来跟车主喊话，四花子喊了一会儿，带过来一对年轻的夫妇，说来收苹果的了，我卖呀！刚搬出来小称，就有个老婆子在土崖上边喊她，让给帮忙种黄豆去，她啊哦呀的答应着就跟人家走了，边走边告诉我：你看着称，跟人家算账。说这话时，她已经走出十来步远，放心大胆的把买苹果的权力，交给我这个与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价钱是他们刚刚喊定的，我只管过磅算账，四千来斤苹果都抬上土崖装进拖车厢里了，算账的时候出现了叉头，我记下的数字，比小夫妻记下的多出三百多斤，我们都认为自己记得正确。从来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就是两股心眼，看来这场争执在所难免。
后来我提议数数倒出来多少空袋子，就能核对出是我多记了，还是他漏记了，他同意了。其实这种求证方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四花子这个存放苹果的窑里，随地扔着不少空袋子，都是以前几次卖苹果时候倒出来的，究竟哪个是今天扔在这儿的，这需要双方都实事求是。我们只凭感觉，数出今天倒出来的空袋子，数的结果跟我所记的数字相吻合，这对小夫妻的举动让我意外，女的没插言，只说了一句：干了，喝水去呀，就到屋里自己倒水喝去了，男的一句不辨就把他记的那张纸撕了，照我计算出的数字点出钱来，喊女的出来再点一次，然后交给我。
四花子回来，我把钱和记的帐交给他的时候又让我吃了一惊，她把钱接过去留出四十元，其余的当着我的面藏好，并对我说：帮我记下，在这里了，我记性不好。我画了表格记下的那张账单，看都不看，就被她塞进灶膛了，她说：我不认得。
诚信，在这里有最朴素的解说。

那天，我请小夫妻两个洗洗手，歇一会儿，跟他们简单交谈几句。他俩在县城里有自己的店铺，做着水果生意，房子不是租的，是结婚时家里老人给买下的，买房子欠的债他俩已经还清了，并把老人也接到城里一起生活。
他们老家在东边更远的山里，比这个村子还荒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两户两个孤老还留在村里，一个是七十四岁的老汉，一个是五十七岁的老婆，“我俩有时也回去一天，我们要是回去了，村里就是四个人。”家里的果树他俩还马马虎虎地管着，每年回去剪一次枝，浇两次水，不打农药也不疏果，没时间管得那么细，全凭老天给照看着，老天给多少就收多少。
小伙子说：“我们那儿其实挺好的，天特别蓝，水也挺甜，就是生活太不方便了，电视能收两个台，不能上网，手机也没信号，买盐买醋的出去十几里地，有钱你也什么都吃不着。还有，跟野生口你也憋不起气，果树还好说，要是玉米黄豆就麻烦了，赶上野猪高兴，成帮搭伙的来糟害一回，一晌就能糟害得你颗粒不剩……婶婶你认识记者和作家不？让他们写写我们那儿吧，要是有开发商到那儿搞开发，就好了！”
野兽祸害庄稼的事情这个村子也常见，这几天野兔猖獗，而且越来越聪明。现在农户买到手的玉米种子都是拌过药的，种到地里野兔不去碰，它们专门盯着黄豆种子，哪块地的黄土下面埋的是黄豆种子，它跟种地人一样清楚，跑过去扒开土把豆种吃掉，即使落下一颗两颗也不放过，等到豆苗拱出土皮，它们还会回来吃那两片肥厚的子叶，往往害得整块地里一株不剩。据说野兔和獾子都喜欢吃土豆，四花子去年种了两分地的土豆，眼看就要收获了，没想到被它们发现了，一夜之间扒了个乱七八糟，吃剩下的今年做种都不够。
野兔们胆子大一点了，不太怕人，早晨听到吵吵嚷嚷的人声，三个老婆子追打偷吃豆种的几只野兔，兔子们根本不在乎，围着老婆子们转上两圈，不往沟底跑，反倒顺着小道往山顶扬长而去了。
                  
                    九

听见四花子在门口喊山，沟底下一个瘦小的老婆子上来了，看不出有多大年岁了，她的眼泡虚肿，衣服又脏又破，干瘦的刀条脸上满是女人少有的刀刻样的皱纹，她像老头子们一样，脊背顺着墙溜下去，蹲踞在墙根啃一块馍。那块馍几乎要有她的脸大，黑褐色，干透了，她侧着头用槽牙啃下一块，嚼出像牲口嚼草节一样的脆响。
四花子问她：都种上了吗？
她答：种上了，玉米，胡豆，谷子，绿豆，什么也种上了，累死了。
问过四花子，这老婆子今年六十四岁了，也是孤身一人留守在家里，她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已出嫁也当了婆婆了，儿子三十多岁还没有娶亲，在太原一个打井队里做小工，老婆子是个能干的人，一个人种着十来亩地，养着三头牛，还有百十棵果树。本来有个“圪居”的老伴，那人在年前也走了，她只好一个人种地。
婚后的最初几年她是幸运的，她家汉子尽管穷，可是会疼老婆，地里的活计从来不让她插手，每到冬天，男人喂猪打狗把什么都干了，她带着孩子偎在热炕上就行。她男人是腊月里死的，下午还在山上砍柴，夜间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被窝里了，猝死。男人死后她带着孩子过了几年，后来有个光棍汉子来她家，跟她一起生活了。
那个光棍汉，总是丢不掉单身时的懒散，整天无精打采的，什么活儿都不想干，而且干净的要命，衣服不能沾一点土，鞋壳里进点土他就不会走路。生活逼迫得这个瘦弱的女人没黑没白的干，也越来越能干，她拿着馍馍的手又黑又粗，指甲脏的要命，手指肚都开裂了。  
她跟我说：我愣（傻）呀，狼肉贴不到狗身上，我硬要贴，结果贴成臭肉了。她说那个人来时候是带着一个箱子的，老是锁着，里面有凡立丁，的确凉，还有尼龙袜子，从来没舍得拿出来给我穿一个！

四花子两年前做过一个重大决定，她唯一的儿子那年二十九岁了，还说不上媳妇，尽管她甘愿拿出财礼，但是无论钱多钱少，贵贱没人愿意嫁到山里来。断香火的恐慌逼得这位寡母在县城里给儿子买了楼房，一百二十五平米，小产权，女儿给参谋着做了精装修，很漂亮。买房的当年儿子就娶到了媳妇，而且财礼五折，只要四万八千块钱。小两口过上了脚不沾泥的城里人生活，儿子四处打工，儿媳做专职太太，每日里做做卫生逛逛超市，整天高高兴兴地，唯一的烦恼是口袋里的钱老不够用。
尽管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务，四花子还是心满意足了，她冬天下山去跟儿子家一起过冬，当不要工资的保姆，春天回山里来干活还债，这笔债务她不愁，不打算让儿子分担，她要自
己扛，因为她每年出卖苹果大枣玉米的钱都在两万以上，预计再过五年全能还清。
面对这个年近花甲依旧雄心勃勃的农妇，能说些什么呢？只能真诚地祝愿她没灾没病身体健康，现世安稳风调雨顺。
村里现在的十一户人家中，有六户像四花子一样，在县城买了小产权房子，他们秋收以后到县城过冬，开春再回来种地。太行山里漫长的冬天，小村该是怎样的凄凉？
村里最早的居民是杜姓父子俩人，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来这里开荒定居，繁衍生息，后来又有王姓、胡姓加入，这三姓是小村开始时的居民。再后来陆续到来的高、赵、张三姓，都是人脉不旺的单门小户，到一九四七年这里解放时，村里人口达到八十多人，有了自然村的建制，从这儿开始，小村多次政权更迭，也出现过明争暗斗的状态。
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所有的人都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人际交往就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淡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大家族的人都能通过交错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人际空间，那些独门小户，或人丁不旺的家族，因为缺少基本的亲属关系，通过联姻进入大家族亲属圈的机会也相对较少，他们不可能成为村庄的中心，很难推出大的波纹，他们总是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掌管不了村庄的权力。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的社会中，他们是村里的陌生人，在大家族的眼里，他们总有些来路不明，形迹可疑，赵姓，张姓两户人家就是这样子的，这两户都是只剩下一个孤老婆子在这里安静的活着，他们的儿女早已走出大山，在天津、杭州做着干果生意。
杜姓、王姓、和胡姓，这三姓的后人们交替做着这个小村庄的主人，三姓中，每一姓的汉子们都有不同的角色类型。
王姓的汉子们相对有修养，有能耐，他们在文化水平上始终处于村庄的上风，几代的王姓男人就是在形貌上也优于同村的汉子们。但是王姓子息艰难，代代单传，且早逝。四花子的婆家姓王，她的男人一表人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他长期担任过生产对会计，做过村长，也被各级部门聘用过统计员，物价监察员，通讯报道员，可惜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杜姓的汉子们几乎都是憨厚的庄稼人，杜家人丁兴旺，在世的杜家高辈分的，是两个分别是八十三岁、八十岁的老婆子，她们是妯娌俩，是当年带着儿子来这里定居的杜老汉的孙媳，两个老婆子都生了两个儿子，儿子们都有一到两个孙子，这在小村就算是人脉大兴旺了，俩老婆子耳聪目明，她们显得心满意足，正在安享儿孙之福。杜家的汉子们几乎把持了生产队长和村长的位置，大权很少落给旁姓，他们都是人品醇和，没做过鱼肉村里的事，再说村民大部分也是杜家的人。近些年杜家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相继出山，到外面讨生活去了，村官的位置，现在坐的是胡家的人。
胡家的人脉也不旺，在世的有亲兄弟二人，都当过兵，老大有一个儿子，老二打了一辈子光棍，虽早年风传他跟相好的婆娘生了个儿子，但没能认祖归宗，随了相好家的姓，所以这弟兄俩共同守着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小村现任村长。
胡家老哥两个都有些言语不实，村里人说他们：两个都是二杆子。
胡家人遭人诋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最紧张的年月里，胡家的老大媳妇脱逸而出了，她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一员，上乡上县跑得欢实，几乎每天都开广播喊话，但她的工作能力仅限于此，四项节育手术一项也不会做，只能监视着村里育龄妇女的肚子，再加上催交罚款。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有过超生记录，那种剜肉一样交罚款的疼痛直痛到心里。那些年，胡家老大媳妇工作积极，规划外怀孕的婆娘们不管躲到哪里，只要被她发现踪迹，都会向上面悄悄报告实施抓捕，尽管不是她直接抓人，村里人还是把帐记到了她的头上，称她为“小婆”“小婆养的”。
计划生育风头过后，她没像多数参与工作的人员那样转正，在乡里混到退休年纪以后，她在家里开了个小药房卖药，也能输液，生意惨淡。
小村以前的村官没有过民怨民恨，现任村官却有了微词，有人在地方网上发帖质疑村官在卖地中谋私利。我看过那片地，大约有十多亩，挖了有一丈深，这块地先以五千块钱的价格卖出去，讲好只卖土层下面的卵石，卵石取走后把黄土回填继续耕作，但现在石头没有了，黄土也拉走了，成了一个大大的深坑。

相比较而言，这里是人少地多，人均耕地有五亩多，而且开垦荒地很容易，似乎没有限制，我见一个老汉在河边上干了几天，开出一大条平展展的荒地，他说有一亩多，准备种下杏树苗子。庄稼是每年种一季，多数是玉米，也种些谷子高粱各种豆类留着自己吃。
土地是黄土地，清一色的砂质壤土，并不贫瘠，老婆子们种的玉米，亩产都在一千斤以上。照我这个外行的眼光看，这样的土质很适合种植花生和红薯，但是这里没人种过花生。栽红薯的也很少。
人们的收获主要来自果树，卖苹果，梨，大枣，核桃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壶瓶枣是这里的招牌品种，个大，核小肉厚，特别甜。留守的老人们，虔诚地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剪枝、嫁接等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都是花钱请专业人员来做，他们按照农技员的指导适时浇水，除草，追肥，打药。也有理解错误的时候，比如几年前的一个五月初，不知在什么情况下，技术员在回答一个老汉的咨询时说了一句：到中旬打些药。这句话由老汉带回来，被当成金津玉液般的遵守下来，每年的五月十五号，六月十五号，七月十五号，不管起不起虫，到了这一天，都是给果树打药的日子，空气中满是农药的蒜臭味，让你无处可躲。
有果树的人家都有几个储存水果的窑，土崖顶上随处可见通风换气的“小烟囱”，人们在收获之前先把窑里打扫干净，洒水让它潮湿，用烟熏剂做空气消毒，就可以等待存入新果了。收获的季节，在附近干活的年轻人也许会回家来几天收苹果，把它们储进窑里再回去打工。窑里是沁人的阴凉，苹果在窑里能存放到来年的五六月份。

          十

疯婆子是附近一带人人皆知的人物，在人们的眼里，她是既可怜，又可恨；既善良，又邪恶。疯婆子的爹娘都是智障人，生有她们姐弟三个，姐和弟都是呆子，她不呆，但是从十三、四岁起，就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病。小村人至今记得她十五岁时嫁过来的样子：单薄，瘦弱，粉白的桃花脸，小鹿一样的大眼睛羞涩地偷偷看。隔三差五的，她就会疯癫一回，犯起病来可不是这幅小女孩的样子了，她会从沟上到沟下、从崖顶到山梁上疯跑，吼一些当地人都熟悉的土调调：“嫂呀嫂，起床了，咱去东沟地里打酸枣……”
漆黑的夜里，没有月亮和星星，只能隐隐约约看见那条曲里拐弯攀上山梁的沙白小路，可她就像长了夜眼，硬是看得清这条羊肠子道，不磕不绊鹿一样地往上飞跑，直到跑得力竭，死了似的瘫倒到山坡上。她的公爹，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子，在后面跟着她，会把她捡起来搭到肩上，像扛布袋子一样弄回家去。
疯婆子的头生子不是爱情的副产品，那是在她疯癫过后昏睡的情况下，扒灰的公公给种下的孽种，那年她十七岁。孩子在腹内蠕动，激活了她原始的母性，生了孩子的疯婆子安静了，人们发现，每当她眼睛发直，开始异样的明亮的时候，只要把孩子塞进她怀里，她就会软下来，出一身的透汗，眼光重又变得柔和。知道了这个制止她犯病的诀窍，好心的婶子们纷纷训练她的孩子，那孩子从摇摇晃晃学步的时候起，就会紧紧抱住她的腿。
在人们的印象中，生儿以后的疯婆子只犯过一回疯病，那是个青黄不接的端午节，她拿出珍藏的一点白面，给家人做一顿面条过节。在儿子流着口水的期盼中，面条熟了，她那个男人在锅里一搅一晃，把面条全捞走了，给娘三个留下半锅煮面水。儿子失望的嚎哭声让她狂躁了一回。
疯婆子有两宗小村婆娘们不具有的能力，一是生儿子，这个小村似乎是被施了魔咒，婆娘们尽管像兔子一样多产，但是‘多生女女少生男’，而疯婆子总共生产了两胎，两胎都是男孩子，这让全村人眼中几乎滴出血来。另一宗能力，是照样子复制的能力，她儿子们都是继承了生父的相貌特征，老大酷肖他爷爷，老二的面庞就是那个退伍兵的翻版。
俗话说：杂种不杂姓，不管怎么说，有了两个儿子也是个生气勃勃的农家了。疯婆子的男人是个靠不住的人，编瞎话吹牛很能干，干活却抵不住一个婆娘，他活着的时候没给家里做多大贡献，十七年前他死了，疯婆子一个人苦扒苦拽，拉扯大了两个孩子，生活虽然劳累辛苦，她却不再犯病了。现在她的儿子们都已走出大山，在外面结婚生子了，很少回家看看她。
那个退伍兵一直没娶亲，到了晚年，他得了脑血栓落下腿脚不利索的毛病，他给废弃的学校看房子，村里给一份五百户的补助，再加上荣军补贴，生活来源还算有保证。现在疯婆子终于跟他走到一起了，他们远离村子，住在下面的学校里，春天浇果树的时候，我看见俩人沿着山路慢慢上来，疯婆子放水，除草，退伍兵在一旁巡视，给果树理理枝条，刮刮腐烂病块，活干完了，俩人一起慢慢的走下山去。
他们的结合，村里人称之为“圪居”大概是不正当的，或者被人瞧不起的同居，人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都是一脸的讪笑。其实，真该为这个女人舒口气了，在经历了大半生的苦难之后，命运终于安排他们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需要细细品读，有生活味道，有时代特征，是好文章！

七色槿老师加油

老乐 发表于 2018-3-13 10:22
需要细细品读，有生活味道，有时代特征，是好文章！

谢谢。这篇难以说清是散文或小说，写得虎头蛇尾了。有兴致时候会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