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不到七点我就到这里了,躲在詹天佑雕像的底座后面,心神不定的往右前方窥视。这里离将军楼最近,往前不到一百米,可以看见学校的黑奥迪停在拐角,等待送我导师王宗元教授去北京治病。学校昨天接到通知,省医院在例行的老专家体检中,查出他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天上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一大早就闷热得厉害,诺大的校园找不到一丝风,就连打旋低飞的蜻蜓也显得烦躁无比。想必不久就会有一场大雨。 其实,我本该早点想到导师可能生病了。一周前的一天,我晚上下班时见过他在林荫道上散步,在十米之外我竟没有认出他来,是那剧烈的、呛了一样的咳嗽声引得我朝他那边看的。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衬衫,身子在里面瘪瘪的,他咳得满脸胀红,扶着树干,努力着要咳出一口痰来。我发现他几乎瘦了一圈,我的导师在短时间内被什么力量缩水了。 他只顾咳,没有看见我。即使这样,我还是应该走过去跟他说话,我本该靠近他,给他拍拍背,送他回家,然后第二天陪他到医院检查检查。而不该像往常一样,见到他的影子就一溜烟逃窜,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我怎么敢走到他面前呢? 在材料学院那群干巴巴的老教师当中,只有我的导师是个卓尔不群的人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他是个金属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一级教授,留美博士,有学术带头人的名头。也是一个身材高大、模样帅气、严肃而诙谐的人。在我刚考进这所大学的时候,五十刚出头的他就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东山大学校史展览馆里,挂着他的学术成果说明,和一幅一米长的正面半身照。照片上的王教授显得很有学问,踌躇满志。我羡慕他的运气,他的声誉,和他略带磁性、侃侃而谈的声音。当时我还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昼思夜想的只有成功,露出头角,王教授给我树立了一个目标和出名的路径。 三年以后,我即将毕业,抓紧时间粉饰毕业论文。我给王教授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周末到他家去讨论我的论文草稿。他住在学校的将军楼里。他先给我倒了一杯浓得发苦的茶,又倒了半杯葡萄酒。 “呵,小伙子,你还是蛮漂亮嘛。”他对我说。“大概还有点狡猾,我看你年纪轻轻,眼神里的内容可不少啊。” 没想到王教授对我这么和善,那天他毫不保留地给我讲解毕业论文要点,“总之就一点,要无限的贴近生产实际,设计的东西,得经得起反复推敲和验证,比如你这个齿轮外壳,它跟齿轮没有一点摩擦,为什么要用耐磨的钛合金呢?用普通不锈钢不行吗?你这个设计,交到工厂老总手上会被毙掉的,要知道,这两种钢材价格相差五倍以上。” 见我脸上面面的透着不好意思,他改换了轻松地语调说:“这些都要预先想好了才行啊,一旦投入生产,就没有改来改去的机会了。比不了人家学哲学学马列的,可以随时修正观念,比如,前一个月你要为邓大人的复出摇舌,后一个月就得跟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历数他的罪状。搞他们那一行的,嘴就像屁眼一样,今天这么放屁,明天那么放屁,呵呵。”…… 我在东山大学做了七年的学生,先是本科,再以后又考取了他的硕士研究生。我还只是个学生,学了一点理论动手能力一点没有,连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员都不顶,他却带着我一起做他的科研课题。我们那时已经不太像是导师和学生,倒有些像合作的伙伴。他在实验室里很健谈,常常提起一个话题跟我“讨论”,我也巴不得跟他谈,当然我是滥竽充数,多数时候都是听他说话,他在那里设论,辩驳,推理,归纳,声音时而迟疑,时而高亢。这可都是一个学者真正的学识积累,他可真是胸罗万卷啊…… 那个课题搞成功了,得了部级二等奖。我们也用这个课题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时候,导师执意把我的名字写前边,是第一作者,把他的名字写在我后边。“我大概没什么好晋升的了,你年轻,以后晋升职称时有用。” 后来得知材料学院空缺一名讲师名额,就是凭着这项学术成绩,我的导师推荐了我…… 事情过去一年了,我把折断的胳膊吞进袖子里,把打落的牙吞进肚里,极力装得像没事人一样。我表面看来年轻谦和,穿戴体面,实际内里缺少做人的良心,看到善待过我、提携过我、我的授业恩师,在道旁的树下这样一副痛苦的样子,我却赶紧溜走了…… 我躲在詹天佑雕像的底座后面如坐针毡。 导师出来了,看样子很匆忙,穿的还是那件白衬衫,灰裤子用一条黑腰带扎着,长出的腰带头在前边吊着。他拉着脸,边系衣扣边向跟在身后的师娘抱怨:“去北京干什么?石家庄放不下你了吧?哼哼!”他看上去就像个病入膏肓的人,面如烟灰,比前几天更瘦了,火葬场的青烟已经飘到他脸上。然后,在我惊愕万状当中,奥迪车开走了。 我被悔恨、恐惧、以及一些本能的害怕遭报应的忐忑之心压迫者,气闷难耐。天暗了,远处传来隐隐的隆隆声,但是雨还是没有下,越是这样,越闷得厉害。我紧靠着底座,感到惶恐无措,不由得憋出一身臭汗,热泪盈眶了。 这时一道闪电掠过,惊雷乍起,大雨倾盆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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