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再创作”====2

显示全部楼层 · 2016-9-4 07:47:09

                                                   再谈“再创作”====2
   莱昂此后一直单身带着儿子，经营他的糖果店。1946年的一天，莱昂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追一辆贩卖冰激凌的车，他的记忆之门、顿时被打开了。自从芭莎离开之后，莱昂便再也没有做过冰激凌。这次莱昂决定继续过去没有为芭莎完成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研制，一款富含奶油、同时被香醇巧克力包裹的冰激凌问世了，并刻上了四个字母。儿子天真地问莱昂“DOVE”(德芙)是什么意思。莱昂轻轻地说：这是这个冰激凌的名字。德芙的冰激凌一推出就受到好评。
   正在此时，莱昂收到一封来自卢森堡的信，信是一个同在御厨房干活的伙伴写给他的，信中莱昂得知，芭莎公主曾派人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希望他能够去看望她。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封信来到住在美国莱昂的手里时，已经迟到了一年零三天。后来莱昂经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芭莎公主。此时的芭莎和莱昂都已经老态龙钟了，芭莎虚弱地躺在床上，莱昂扑在她的床前，眼泪无法自抑地滴落在她苍白的手背上。芭莎伸出手来轻轻抚摸莱昂的头发，用近乎听不到的声音呼叫着莱昂的名字。芭莎回忆说：当时在卢森堡，她非常爱莱昂，曾经以绝食拒绝联姻，因此她被软禁了一个月，她的身旁，始终有人看守着，不许她自由行动。她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逃脱联婚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女子要同整个家庭决裂，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最终她只能向命运妥协，但是条件是能回卢森堡再吃一次下午茶，因为她想在那里与莱昂作最后一次的告别。她吃了他送给她的巧克力冰激凌，看到了那些融化的字母，但是不解其意，她以为是花纹。
   听到这里，莱昂泣不成声，三天之后，芭莎离开了人世。莱昂听芭莎的佣人说，芭莎出嫁后、整日郁郁寡欢，导致她疾病缠身，得知莱昂离开卢森堡并且已经在美国结婚之后，她就一病不起了。莱昂无比悲伤，如果当年冰激凌上的热巧克力不融化，如果芭莎明白他的心声，那么她一定会改变主意和他私奔的。

   莱昂决定研究制造一种牢固的巧克力，使其可以很久保存而不融化。经过他苦心研制，牢固的、香醇可口的德芙巧克力终于问世，每一块巧克力都被牢牢地刻上“DOVE”,莱昂以此来纪念他和芭莎错失的这段爱情。
   如今，德芙巧克力已有数十种口味，每一种爱情都能在这巧克力王国中得到诠释和寄托。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因爱而生的德芙。当情人们送出德芙，就意味着送出了那轻声的爱意之问：“DO YOU LOVE ME？”（笔者按：意思是：你爱我吗）那也是创始人在提醒天下有情人，如果你爱她(他)时，应该及时地让被爱的人知道！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创作”一般都是发扬原作的精神，使之更加充实提高、发扬光大起来。但是也有别有用心者、故意曲解原作的精神实质，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下面谈一谈、钱钟书“揭发”郭沫若的片段。其中有“再创作”的内容。

   1949年以前，钱钟书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大学教书和做学问，郭沫若则活跃于左联及抗日文学的前线，两人没有多大的接触。解放后，两人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钱钟书是郭沫若下属、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钱钟书对郭沫若有什么看法呢？

《围城》第七章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我们知道《围城》的写实与讽刺风格，这里明显指的就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是以江湖手抄本《剿闯小史》作为史料基础、并且多处使用假设的历史研究文章，纰漏百出，并不是什么严谨的学术著作，应该算是比较蹩脚的“再创作”。
   从《围城》的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郭沫若的“再创作”----《甲申三百年祭》是颇有微词的。但是出于无奈，只能“一笔带过”。（笔者按：当时作为郭沫若下属的钱钟书，能够这样隐隐约约地“揭发”郭沫若的“再创作”，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俗语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钱钟书“揭发”郭沫若的另一处，是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这时“天高皇帝远”，他与美藉华裔学者夏志清的对话很说明问题。夏志清一直奇怪郭沫若为什么写“扬李贬杜”的书，钱钟书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欢‘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了圣旨，写了此书。”(笔者按：“此书”指的就是197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奇书《李白与杜甫》。这是一部郭沫若又一次“再创作”的败笔。)

   应该说，毛主席读唐诗，“爱李不爱杜”，这是他个人的审美偏爱，是一种美学趣味，无关大旨。（笔者按：顺便说一句，因为毛主席读唐诗，“不爱杜”，所以才会写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样“合掌”的对仗来，这也无伤大雅。）但是，郭沫若为了奉承、和拍马屁，不惜辜负了他的“才华和细心”，专门写了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笔者按：这是“再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李杜优劣”比较，并非由郭沫若开始。历史上，自中唐以来就有此事发生，然而，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一、扬李抑杜；二、扬杜抑李；三、李杜并尊。但是像郭沫若这样把李白奉上九霄云外、把杜甫打下十八地狱的现象，确实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奇葩！

   杜甫的诗歌因其忠君、忧国、爱民的儒家情怀，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史称“诗圣”，现代人称之为“人民诗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通过种种荒诞不经的“第二次创作”，得出一个奇葩结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更奇葩的是第四节“《杜甫的地主生活》”。我们来看郭是怎样“第二次创作”的：

   杜甫的诗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有句：

   杜甫写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于是郭沫若的“第二次创作”得出结论：“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供他斩伐。”

   柴门果树向千株。丹桔黄柑此地无——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

   于是郭沫若的“第二次创作”得出结论：“有千株果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

   朋友们不难看出：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一个拍马屁专家，他不是文学家、不是科学家、不是诗人，因为他不懂得诗歌中“夸张修辞格”的运用了。

   郭沫若在这里颠倒黑白、胡言乱语，把一个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杜甫，写成了过着养尊处优的地主生活的大地主，如此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由于篇幅关系，对于两面三刀的郭沫若，只能先说到这里。

   总而言之，郭沫若的“第二次创作”——《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与杜甫》，都是败笔。朋友们在进行“第二次创作”时，必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