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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赖人老刘太太 演《渴望》的那一阵子我每天都看，最爱看里面的刘大妈，那个市井、泼辣、善良的老太太。听着她那套生动的胡同语言，总不由得联想起新生街的许多往事：那些老旧的房屋，凹凸不平的街道，低矮的门楼，砖灰剥脱的墙，长着青苔的石阶，还有那个守着老猫做鞋卖，整天骂骂咧咧过日子的老刘太太。 记忆里保存下来的听她第一次骂街，是一个伏天的中午，我妈摇着扇子打发我睡觉，刚朦朦胧胧似睡非睡，东隔壁老刘太太骂上了，她骂得不紧不慢，长一声短一声的，就像我妈给我念故事书一样，但是声调比我妈高多了，盖过了树上的知了叫。骂声像蝴蝶翅膀一样搧动着，塞满了空气中每一个角落，不单让隔壁的我们听清楚，也让半条胡同里的人都听得见。我妈见我已经竖着耳朵睁圆了眼，没好气地冲我发火：“听什么听！闭眼睛，睡觉！”随后又嘟哝起来：“还睡什么觉了，这老太太，又搭错了哪根筋……” 跑到门口，阳光在头顶上热辣辣地照着，胡同里没有人，看热闹的婶子们都聚在对门的门洞里，听老太太骂糊涂街，一边窃笑着，一边又相互打探：“这是骂谁呢？咋回事？”“像是骂他老头子。”“不是吧？老头也不惹她，骂老头干啥？”“先别说话，你听！”这当口，老刘太太正阴阳顿挫地骂到这句：“你个挨刀的，早晚枪子穿心的，天生蔫王八的命……” 老刘头光着膀子戴着草帽出来了，婶子们招呼着问他：“老太太咋的了？”“你咋又惹着人家了？”老刘头无可奈何地笑笑：“等着钱给我买个褂子，她做的鞋这两天偏偏没卖出去。……” 老刘太太身架跟她老头一般高，长挂脸，高鼻子，头发已见花白，眼睛有点凸出总像是瞪着。她有一个板车，还没有板凳高，就是一块木板底下按了四个小轱辘，板车上有她的针线筐子，要卖的鞋，水壶，还趴着她的老黑猫。她用绳子拽着板车追阴凉，坐在板车上纳鞋底，做鞋帮。她做的鞋实在，又结实又好穿，来买她鞋的都是老主顾。 她几乎总是骂骂咧咧的，菜贵了骂菜，米贵了骂米，刮风了骂风，夏天热得她流油就骂老天；生气了骂，高兴了也骂，见到熟人热热乎乎地跟人家打招呼，也是粗声大气的夹带着一溜脏话。她在胡同里做活，嘴很少闲下来，逢到跑着玩的孩子们争执起来，也会呼喝几嗓子：“小王八羔子们，还真打呀！”把孩子们赶散。 有一回我们玩抓人，我的袖口被小伙伴扯下来一半，正想回家找我妈缝，老刘太太在一旁喊上了：“小犊子！你回家去找打去呀！”喊着，不由分说地抓过我来，先搂住在脸上轻轻咬上一口，“让我吃口大胖肉，”随后就穿针引线把袖子缝好了。她低下花白的脑袋咬断线的时候，我有些慌乱，心想这个恶老太太也并不是太恶吧？ 在一起住得久了，邻居们早就习惯了她那样的说话方式，也使劲回着狠话跟她搭言，她花样翻新的粗话，还有时不时响起的叫骂声，早就跟风声雨声混在一起，成为胡同声音里的一部分。偶尔有几天听不见她骂街，孩子们首先就受不了了，会有淘小子端着弹弓守在隐蔽处，等着她那只黑猫露头，一个泥蛋命中了，那只猫就会“嗷”的一声惨叫逃回屋里，随后老刘太太那个高大的身影就会咆哮而出，攥着笤帚疙瘩骂它个天翻地覆。 老太太的骂声终于有一天得到街坊们的一致称赞。 那年秋天，正是家家储存大白菜时候，胡同里的垃圾堆有半个多月没清除了，堆得像小山一样，大伙儿扔出来的白菜帮子延到了道上，被人脚踩得稀烂，拉粪车的牲口踩上都打滑。街道上的干部找了几次卫生队也不顶事。 一个冷风嗖嗖的下午，老刘太太出马了，拉着她的板车，车上还是针线筐子、水壶、黑猫。她找到卫生队破门而入，把板车拉进人家办公室，她爬上办公桌盘膝而坐，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破口大骂，嘴里爆出来的词是不重样的，还不时用鞋底敲敲桌子。卫生队的人被这个恶老太太吓了一跳，科长赶紧安排人去把那堆垃圾拉走，四个小车十来个人一直干到天黑，老刘太太就一直骂到日落，最后是十几个婶子大娘们接着老太太胜利班师还巢。这壮举让老太太的名气大振。 曾经的岁月已经随风远去了，那个把鞋做得实心实意的老太太，我说不出她算好算赖，但是那些横冲直撞的叫骂声，总像一条黑色的丝带在记忆里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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