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语。普洱茶---- 李鹏星
絮语。普洱茶---- 李鹏星 2017.7普洱茶，拥有悠长的种植史和原生史。思茅地区澜沧邦崴发现的新石器，属三千多年前的濮文化印记。邦崴的过渡型古茶树，为古代濮人栽培驯化茶树遗存下的活化石。东晋常球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载述："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纳贡的茶，是当时居住在元江、红河、澜沧江流域的蹼人进贡的。由此，思茅的茶龄，可追溯3000多年的历史。最早栽培驯化并规模化种植野生茶树的，是古代蹼人及其布朗族后裔。澜沧县发现的布朗族种茶"功德碑"，为之提供了证据。碑文载，万亩古茶园，始于傣历五十七年（695年），距今1300年余。唐代学者樊绰《蛮书》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的记叙。文中的“银生城”，指唐代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景东、景谷及思茅、西双版纳等地。文中的“银生城界诸山”，指开南节度管辖的西双版纳茶区。唐代，西双版纳的茶叶通过普洱、下关等地运往藏区。藏人主食为青稞、牛羊肉、奶等，饮茶可消食。早年，藏商经常赶着马帮到下关换茶，成就了史上的“茶马互市”。至元二十五年（1278年），元朝在普洱设普日思么甸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治地改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西双版纳属普洱府辖区；普洱为茶叶集散中心，故此地产销的茶叶冠以普洱茶名字。明代谢肇制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之记载，意指普洱茶届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之宠儿。明万历末年，谢肇制在《滇略》中首次提到：“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使普洱茶名讳露出端倪。明代，西双版纳攸乐(基诺)、革登、倚邦、曼庄(蛮砖)、莽枝、易武(慢撒)及南糯、巴达、西定、勐海、勐遮、勐混、勐阿等地所产的茶叶，经马帮、牛帮驮运到普洱，加工后销往各地。明代，普洱有六条“茶马大道”通向内地、西藏和外域。六条大道，即“茶马古道”，其源头在勐腊县的易武和勐海县一隅。明末，普洱茶受封疆大吏们青睐，将其进贡京城皇室。普洱茶入宫，即身价百倍，由此发迹。清代，朝廷将普洱茶定为“贡茶”，规定每年需上贡3300公斤，钦此。另规定，备“八色贡茶”，即5斤重团茶、4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1两5钱重团茶各1包，用瓷瓶装芽茶、蕊茶各1瓶；用木匣装茶膏各1厘，共8件，贡皇室。清顺治、雍正时期，中央管控趋紧，中原文化舶入、外省移民迁入，为西双版纳带来了先进的制茶技术和商业文明，普洱茶迎来了史上的鼎盛期。时，思茅市场繁荣，商贾云集。每年入山做茶者逾10万众，茶年销量高达5000余担，茶乡风生水起。清代学者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类总了西双版纳州的六座古茶山属地。六茶山，“一曰攸乐山、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清道光年间《普洱府志》载:旧传武候遍历茶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鉧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茶山随之受益。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尊诸葛孔明为“茶祖”，四时香火祭祀。六大茶山中，慢撒，即易武，为佼佼者，其茶产量最高，贡茶最多，最具影响力。易武“贡茶”，多次受清廷嘉奖，多次获御赐匾额，其中“瑞贡天朝”牌匾，保存完好，尚存当年威仪。为采办“贡茶”，清廷专门修筑了自易武至思茅、普洱的茶马驿道。道，土石基，青石板铺地。磨者河上修有永安桥，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北连江城，西北到思茅、普洱，西南到景洪，东通老挝，东南至磨憨、老挝南塔等7条驿道之纵横格局。驿道沿途，除采办“贡茶”的官员及来自西藏、四川、丽江、迪庆等地的茶商外，不乏来自印度、锡兰、缅甸、老挝、暹罗、安南、柬埔寨等国客商的行迹。据传，每年至少5万匹驮马往返于六大茶山，将成品普洱茶集结到易武，再分批次转运出去。时，易武及周边地区，到处都呈现制茶、销茶、运茶的繁忙景象；户户种茶，家家卖茶，茶庄、茶号比比皆是。茶马古道使易武成为普洱茶最早的交易集散地、国际商路的重要交汇点，成了西双版纳早期经济、文化的助推器。由于普洱茶“名重于天下”，茶商蜂涌而入，贪官污吏也趋之若鹜，榨取民膏民脂。清末在思茅设“官茶局”，在各产茶区设“子局”，在易武、勐海、勐遮设“钱粮茶务军功司厅”，管理贡茶及钱粮夫役门户，控制茶叶贸易。苛捐杂税的逐年加重，官商勾结的铁幕重重，严重挫伤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和切身利益，六大古茶山及多处茶乡遂日渐衰败、萎靡。民国时期，普洱茶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复兴期。龙云治下的云南勐海，受其比邻英属缅甸的影响熏陶，弥漫着些许资本观念和开放意识。传统的茶马古道凋零后，普洱茶在勐海汇集，通过缅甸相对便捷的公路、铁路与水路运往南洋，或者转口印度运往藏区。勐海，成为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利益集团角逐的热点。四大家族持巨额投资，成立佛海茶厂，意欲全盘控制云南的茶叶经济。外力促使普洱茶重获了起死回生的能力。好景不长，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普洱茶再生昙花一现，又退回到无力回天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西双版纳州党委和政府，在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仍抽调一定的人财物力，改造旧茶园、开辟新茶园，全力恢复、扩大普洱茶生产能力。建国初期，国家主张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推行计划经济，普洱茶被局限于四个定点厂家批量生产，由中茶云南公司统购统销，发往香港，换取外汇，周而复始。香港许多茶楼经销菊花普洱茶，打理着蛮红火的茶道生意。香港回归后，普洱茶顺势流入宝岛台湾，再次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崛起。台湾岛讲究普洱茶配伍昂贵的紫砂壶。一些台湾文人，挖空心思为普洱茶寻找文化依据，为之披上华贵的外衣。于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理论得以系统阐述和传播，号级茶、印级茶的谱系得以构建，生态价值得以彰显，品鉴收藏文化得以确立。普洱茶经历了华丽的转身，身价抖涨，斑头雁变成了灰天鹅，成为能喝能赠能升值的古董，一度为不少先觉者带来不菲的投资利益。1993年，思茅地区举行了首届中国普洱茶节，两岸三地，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茶人也应邀前来，参加普洱茶国际研讨会议。自此，越来越多的港台人，深入云南山区，开始普洱茶的寻根之旅。云南茶人也首次打开山门，接受港台之风来袭。1995年，台湾师大的邓时海教授，出版了《普洱茶》奠基之作，标志着普洱茶进入了文化时代，酝酿着新一轮崛起。1995年，台湾茶人跟易武的老乡长张毅合作，尝试用古法石模制作古树茶饼。这是失传数十年的号级茶在现代的复兴之举。古树茶饼宣告古纯时代的到来。其意义堪比熟茶在1970年代的诞生，1996年“真醇雅”号的诞生，1999年易昌号的横空出世。普洱茶自台湾走红并崛起，其背后，真正抗起普洱茶崛起大旗的不是台湾人，而是友邻广东人与云南人自己。从2003年始，广东人开辟了芳村茶叶市场、东莞藏茶基地；而云南人牢牢把握原料与生产的上游优势，普洱茶产业链一直在云南产区与广东销区之间循环、升级。在我们所认知的茶叶中，普洱茶率先打破了名优绿茶的藩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营造了普洱茶美学，由此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如影随形伴随着普洱茶的诞生、重生和发迹；紧密联系着民族、经济、文化、历史、科研、外贸、农业、园艺各领域。以茶作礼、以茶为艺、以茶祭祀、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姻等，成为普洱社会文化进步、融入环球经济、民族团结和睦的地域性标志。云南，是世界茶树原生地，普洱茶是云南的金招牌。太平盛世，普洱茶适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今，易武等六大茶山，正焕发盎然生机，再创新一轮鼎盛期。 李鹏星 男 汉族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中国当代文人联谊会名誉会长 历任大中型国企、省市级投资集团和研究院所负责人等职自由创作者曾多次于国内文学赛事中获奖2011—2016年，累计获取各类奖项118次（见一襟风雅新浪博客）。 欢迎老师参赛，祝取得好成绩！ 涨知识了！赞！预祝老师取得佳绩！ 感谢作者们支持大赛，预祝预祝佳绩。 周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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